可是回到1987年，田和我还是很亲近的。1988年他拿了博士，我替他写了一封措辞极强的推荐信。虽然听某大学有人说萧荫堂在背后说了些话，但普林斯顿还是请了他。无意借着支持田刚来和萧荫堂作对，我只不过想扶自己的学生一把，帮他迈开事业第一步，毕竟帮助刚毕业的学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到了后来，当我知道萧确是嗅出了一点不对劲时，已经为时已晚了。几年之后，田刚说他找到解决丘猜想的途径，这当然是十分有意思的发展。（田有时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称之为“丘—田—唐纳森猜想”。）1993年，有一次跟辛格聊天，我特别提到田的成就。辛格当时刚刚升为“学院教授”，这是麻省理工最高的荣誉，他在校内的影响力亦罕有其匹。由于他的推荐，麻省理工很快就给田刚下了聘书，他愉快地接受了。
可是1995年到了麻省理工数学系时，他声称破解丘猜想的论文还没有写出来。事实上，直到2015年9月即整整二十年时间，他都没有在互联网上传过猜想的完整证明。最后，他的证明面世时，已比另一个上传的证明晚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完整的证明是陈秀雄、西蒙·唐纳森和孙崧三人做出来的。二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时跟辛格谈话时，我真不该如此轻率。
这两篇论文在几何学界却引起很大的纷争。田刚在2012年10月25日在石溪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他可以证明我的猜想，却没有提到证明的内容，但是唐纳森等人也随即宣布了他们的工作，同时在2012年11月19日将他们第一篇文章放在网上。田刚在20日也赶紧将他的文章传上网。（但是在2013年1月28日，他又添加了十五页的修正。）专家一般都认为田刚还是没有完成他的证明，所以陈、唐纳森和孙把不忿公之于世，从“原创性、先后性和数学的正确性”三方面反驳田刚的宣称。田的讲话“欠缺详情”，并且指出，他们看不见“任何证据足以说明，田在石溪那次讲话时就具有完成整个证明的能力”。当时人们能看见在田的工作中，含有“严重的漏洞和错误”，而其后田所做的许多修改和添加，“重现了我们先前引入的想法和技巧，而这些想法和技巧都是早已公开的”。
唐纳森才华横溢，声誉极隆，兼且是公认的谦谦君子。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包括田本人，能有力地反驳唐纳森等三人对他的指控。
我讲过头了，现在还是回到1988年底至1989年初。我应邀加入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评委会，工作是甄别谁能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几何方面的研究基金，其他委员包括罗伯特·布莱恩特、滕楚莲等人。到了开会时，我没有讲什么话，部分原因是避嫌，NSF不允许委员讨论自己同事、学生和合作者的计划书。由于很多人都属于这几个范畴，我只好在他们讨论这些计划书时离席。到我回来时，很惊讶地发现，评委会对其中一些计划书的评语颇为尖刻，而且也有不公允的地方。
事情过去后一段日子，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碰到滕楚莲，她在那儿教书。她跟我说我在会上对那些申请书的批评太刻薄了，NSF以后也不会找我当评委了。她的话令我大吃一惊，开会时我不比其他人多说话啊。她又说道：“你一出现，大家都战战兢兢的，不敢说话了。”
我对滕的说法有所保留，但有一点她是对的：NSF再没有找我当几何方面基金的评委了。我从此事中得到好些教训。首先，别人需要的话，他可说你这样那样，你却百口莫辩。其次，有时间坐在那里，一脸漠然，或瞪着眼睛，不用开口，已有奇效，姑勿论是好是坏。
1990年，由于发生车祸，我被卷进刑事案件（之后由法院判决无罪），居留权可能出现大问题。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我决定加入美国籍，开始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申请时其中一项要做的事，是在波士顿的移民和归化办事处（INS）接受测验。我匆匆前往，并未做太多的准备。那考官问了我一大串问题。例如，他问：“你认为美国总统能直接向别国宣战而不通过国会吗？”我说国会一定会通过的，尼克松总统总能找到法子的。考官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虽然尼克松做了错事，但他在宣战一事上并没有走快捷方式。
总的来说，一些问题我答得不错，但另外一些则不怎样。那官员取笑我的错误，有些的确是令人发笑。不过，他在我答完后便立即说及格了，不久我便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