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戴维·多诺霍（DavidDonoho）是位崭露头角的年轻统计学者，刚刚从哈佛毕业。同事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Olshen）是搞统计的，他很想聘多诺霍，跑来问我意见，我说这主意不错。奥尔森接着跟莫里·罗森布拉特（MurrayRosenblatt）说，我非常希望聘请多诺霍。罗森布拉特是系内有关统计和概率论最资深的专家，他听了后十分不高兴，要我停止干预系内种种有关统计学的人事决定。
应用数学组中反对我的人不少，他们抗议校方倚重我去军方求建数学中心。为了缓和矛盾，原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副校长哈罗德·蒂乔（HarodTicho）决定把整个计划移交给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约翰·迈尔斯（JohnMiles），这个研究所隶属于UCSD。不过，蒂乔仍然希望我能代表学校继续去游说。我拒绝了，指出我的兴趣只在于利用这个计划来加强数学系，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把中心建于海洋研究所。
很明显，我和UCSD的关系从此有了裂痕，很多应用数学的同事反对聘请西蒙和乌伦贝克，理由是先前已聘了理察和汉密尔顿，这已经足够了。我跟蒂乔说我在系里缺乏在家的感觉，可能会离开，有些人却说我在玩加薪的把戏，纵使我说的都是实话。
在招募人才的事务上出现各种分歧时，蒂乔找弗里德曼和我一起用午膳，希望能厘清系里的情况。蒂乔问弗里德曼系里可有什么困难，弗里德曼答道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那即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劲，那也是丘的问题，跟数学系无关。我感到有些孤立无援。到了午餐快完结时，我觉得留在圣迭戈已是没有指望的了。
UCSD方面却传来不少谣言，一个是由当时的数学系主任散播的，他说学校将我薪水大幅增加到五十万美金一年。另一个谣言据说来自校长阿特金森，他多次在校务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我会离开UCSD，原因是我要求解散数学系，然后将之重建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当然这两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却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最后我离开了，从美国大陆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离开这个美丽的、号称全球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我不无遗憾；而且，在UCSD建立一个很强的数学系这一理想也功败垂成了。同事中有好些人并不乐意见此，或者说，不乐意在我手中见此。这也无话可说，有的人留恋过去的安逸，并不认同要把UCSD建成世界级的数学系，其他人也许有不同的愿景，或对发展数学系的方案抱着异议。我想起了那老掉牙的笑话，“换电灯泡需要几个人？”一个就够了，“但是要电灯泡想被更换才行”。
汉密尔顿多待了几年，找到一个能满足他两个至爱即数学和冲浪的地方，自然乐不思蜀。1996年，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儿的长岛是个颇为不错的冲浪区，但无法和南加州比拟。理察1987年离开了UCSD，重新回到斯坦福去了。
而我呢，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也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1986年下半年，我在伯克利见到拉乌尔·博特，他不但是个杰出的数学家，为人也和善，我一直很欣赏他。他告诉我哈佛要再发聘书的消息，这已经是第三次要聘我了，也不肯定有没有第四次。我告诉他目前在UCSD的困境。他说哈佛虽然渴望我加入，但我应该从长计议，不要感情用事，贸然下决定。
1987年初，我到了哈佛跟数学系系主任巴里·马祖尔会晤，他非常亲切。我们寒暄了一会，待我心情放松了些，他便带我引见文理学院的院长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后来他赢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斯彭斯很友善，尽量令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他的妻子乃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我久仰梁任公大名，很佩服他。哈佛给出的薪水没有UCSD那么多，但能提供很好的房屋贷款，从而弥补了薪水的不足。
我觉得哈佛的职位十分吸引人。而令我下决心的是，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愿意给友云一份有关应用物理的工作，她可以在那里从事她最爱做的研究。我接受了哈佛的聘书。自1987年开始，过去三十多年我都在哈佛度过。诚然，这么多年，不一定天天都快乐，但总的来说是美好的日子，或者谚语说得对，“第三次，便顺意”。
第九章适彼乐土
卅年几何，方程创结构，分析至善美。
二纪物理，弦膜超对称，量子造精微。
——《几何与物理》，2000年
哈佛大学号称“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听起来有点造作。然而，它确实和其他学校不同。1987年7月我初临此地，瞬即感受到那凝结在空气中的历史感。环顾数学系近邻的古老大楼，建于1718年的马萨诸塞楼，还有建于1766年的哈佛楼，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加入了一个饱含传统、比美国建国还要早一个半世纪的大学。起初，我对哈佛的种种传闻所知不多，其后便尽力去了解哈佛先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