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曾跟我当过博士后的钟家庆正在哈佛访问萧荫堂。他打电话给我，说萧非常生气，事关他发觉田刚用了他的一个结果，这结果是他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中提出的。会议之后约一年，萧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看不出你的学生的演算有多独立”，他认为田的文章，“把我在公开讲座中发表过的方法，改头换面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为了弄清楚是否原创和先后次序，萧说要看看田刚的原稿。我对这点有保留，同时也不想逼田这样做。由于此事关系着一个勤奋年轻人的一生前途，即使我对于整件事情将信将疑，我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
为了消弭双方的分歧，我对萧提议，可否让田就这个题目在哈佛大学的研讨班上公开讲一次，其他人可以从中判别，可惜萧并未因这提议而息怒。根据别人的说法，萧后来跟其他人说，丘利用学生来攻击他，当然这是全无根据的。萧就此事愤愤不平了好几年，比我想的还更严重。但是到了后来，我亦发现他对田的看法，不见得是全部错误的。
除了这类小故事外，圣迭戈一切安好如常。1985年我获得麦克阿瑟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可说是惊喜。《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说，我在微分几何的工作“如此复杂，就算他的同事也一头雾水”。一年前，同一报纸曾报道在下受聘于UCSD，今天的报道可以视为那篇报道的升级版。当时，同一位记者写道，丘研究的数学基本上是无用的。他曾问我在几何方面的工作对社会有何作用。我跟他说，长远而言，纯粹数学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短期不容易看见。例如，它大概不能用来开关车库的门。对这个记者来说，很明显，这和“无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如何，拿到麦克阿瑟奖是件喜事，十分荣幸能和其他出类拔萃的人物共享此殊荣，他们包括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主席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WrightEdelman）、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科学家和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还有舞蹈家和编舞家梅尔塞·坎宁安（MerceCunningham）及保罗·泰勒（PaulTaylor）。这个奖还有奖金，却之不恭，我决定把钱储起来，供孩子以后上大学用。
圣迭戈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相当惬意，我有时间陪小孩，带他们到海洋世界和圣迭戈动物园，大家都很开心，有时感到活在“美国梦”中。这里气候宜人，阳光充沛，沙滩海浪近在咫尺。
UCSD既有大批用功的研究生，加上围绕在核心的同事，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据说数学系还可以多雇十五个资深或资浅的同事，我试图推动聘请自己认识并信任的人，包括西蒙和乌伦贝克，还有李米特里奥斯·赫里斯托祖卢（DemetriosChristodoulou），后者研究广义相对论，不久便声名大噪了。
在UCSD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正当千帆并举之际，奈何碰上系内人事斗争这拦路虎，出现了阻滞。我的愿景不为其他人接受，虽说属意我强化整个数学系，但他们对聘请西蒙、乌伦贝克和赫里斯托祖卢没多大兴趣，也许是我的支持话语太率直。如此一来，我和同事之间产生了摩擦。
就在这时候，弗里德曼打电话来，UCSD刚刚升他为查尔斯·李·鲍威尔讲座教授。当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会议，和丹尼斯·沙利文在一起，沙利文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迄今还是）。弗里德曼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年拿到菲尔兹奖，他以为我们两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情急之下，弗里德曼说他比我更值得拿菲尔兹奖，因为在解决庞加莱猜想时，他用了五个原创的想法，而我解卡拉比猜想时只用了一个。差不多一年之后，1986年8月，弗里德曼果真拿了菲尔兹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我又被卷入了一个颇为无聊的倡议，就是在UCSD建立一个应用数学中心，这计划并不以大团圆为结局。数学研究中心（MRC）自1956年成立以来，基地一直设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它是由美国军方和大学合办的。中心所在的斯特林楼于1970年在学生“反越战反军方”的运动中被炸毁，一个物理学家死了，另外三人受伤了，这些都不是MRC的人。
到了80年代中期，军方决定把中心搬到别处去，UCSD希望中心建在他们那里。他们请我帮忙竞投。我个人虽然和这计划没有关系，但也愿意伸出援手。可是当要动笔草拟计划书时，事情便触了礁，系里的应用数学家没法把材料组合起来，写成一个具说服力的计划书。我非应用数学家，写作技巧也不算强，如果由在下动笔，先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普林斯顿的马丁·克鲁斯卡（MartinKruskal）、柯朗研究所的保罗·加拉贝迪安（PaulGarabedian）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詹姆斯·格利姆（JamesGlimm）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也是我试图通过引入这个所来聘请的名教授，他们都表示有兴趣。这样一来，便惹怒了系内应用数学的同事，他们对我找外援甚为不快。他们也许认为这些都是纯数学家，而我只喜欢聘请纯数的人。说到最后，他们再不要我过问系里有关应用数学的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