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比—丘流形既然对弦理论和数学大有用处，我便继续研究这些流形的诸般性质，更编辑了一本名为《弦理论的数学》的书。然而，正如在前面说过，我很少在同一时间只专注一事，弦理论并没有占据我全部的心思，我仍然希望在几何分析上多做点工作。事实上，弦理论中用上的卡拉比—丘流形便出自几何分析，我的“同伙”理察和汉密尔顿都在UCSD，大家一起在这方面努力。
理察和我继续合作，例如研究正纯量曲率流形的分类，还有紧流形的山边问题（YamabeProblem）。理察努力攻克后面的课题，终于在1984年成功了，这是他的一项主要成就。1982年我们在高研院讲课，现在到了圣迭戈便继续下去。在这课上讲述的是我们原创的工作，其中包含尚未发表的想法。有时我们工作过了午夜，为的就是准备次日的课。
我们要找人好好做笔记，把课上的内容保存下来，以便最终整理成两本书：《微分几何讲义》和《调和映射讲义》，打算几年后出版。由于总希望帮助中国的学者来美国访问，让他们既能体验一下研究的气氛，同时又能挣点钱，我便向杨乐打听有无适当的人选。中科院有位姓许的研究人员毛遂自荐。为了这份差事，我付了超过一年的酬劳给他，后来才知犯了大错。许对数学虽然不算外行，却追不上我们的进度，很多时候听不明白，可他又不愿意向理察或我求教。有时，他会私底下问我的学生，但他们对他并不友好，或许觉得他年纪太大，又或许他们不愿花时间。
最后，他整理出来的讲义全无价值，这对理察和我是一大打击。我们并没有把所有东西记下来，到了发现许的讲义不能用时，要重新再做一次为时已晚了。
到了许要向中科院呈交进展报告时，事情变得更糟了。为了掩饰未能把工作做妥，他把报告变成对我的攻击，说我图谋反对陈先生，又说我想营结他所谓的“丘党”，专门和我的老师作对。其做法是如此拙劣，中科院的人都看出他无中生有。杨乐知道后非常意外，他把许的报告信件给我看了，并且对派遣他来一事道歉，不久许就回去了。
或是命中注定，时不时就遇上这类疯狂的事。幸好，上天做出补偿，我在UCSD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理察在我身边一起工作，我们的兴趣和思想方式都很合拍，合作非常成功，他是我最好的合作者。弗里德曼不久前才完成有关四维庞加莱猜想的著名论文，他有时也参与讨论，带来新鲜感和独到的见解。
汉密尔顿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旁边，我们常常聊天，这样的安排可真不错。我们谈到了一年多前我和李伟光的工作，那叫李—丘不等式。伟光和我研究了一条和几何流有关的方程，它描述热或其他变量在曲面上随着时间变化的传播。我告诉汉密尔顿，“李—丘估计”可以用来研究里奇流中可能形成的奇点，奇点就是在空间某处挤压成的尖刺或折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把奇点光滑化。我说服他这方法对于求解三维的庞加莱猜想或许是关键的一步。不过，要用上李—丘不等式，先要把它推广到更复杂、更非线性的里奇流上去。
汉密尔顿花了差不多六年时间才把工作完成了，这是求解庞加莱猜想道路上关键的一步。我的好几位学生，包括曹怀东和周培能，都跟随汉密尔顿研究里奇流中的问题。
我有位老同学是香港一个基金的受托人。得到他的赞助，1985年夏天我在UCSD主办了一个计划，旨在训练来自中国的学者做研究。前来的学生、博士后和学者差不多有四十人，汉密尔顿、理察、弗里德曼、我和其他人都讲了课。大部分参加计划的人都说获益良多，其中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阮希石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利用环面法（toricmethod）来构造卡拉比—丘流形的论文。这方法是芒福德引入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构造卡拉比—丘流形，我们大概是最早的。希石后来当了我的博士后，我帮助他在台湾“中研院”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
大部分与会的人都觉得此行收获甚丰。来访的目的虽是数学，但大家还是会挤出时间在沙滩上玩排球，这就是圣迭戈的好处，普林斯顿和哈佛都比不上呢。
在这期间，我接待了不少访客，他们不只来自亚洲，还有来自欧洲、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的。圣母大学的王必敏来了，在香港时我们都念同一所中学，兼且同样出生于汕头。刚到圣迭戈的第一年，他就来请教做研究的题目。我把和乌伦贝克合作有关杨—米尔斯方程的手稿拿给他看，并说看完后可以谈谈如何利用其中的想法做下去。（这论文是我得意之作，它刊登于1986年的《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通讯》，八年之前，我解决卡拉比猜想的文章也刊登在这学报上。）当时他正在休年假，我说他可以待在圣迭戈，杨—米尔斯方程中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一起试做看看。可惜，王早已安排了在年假时到哈佛和萧荫堂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