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和多年来同行间的摩擦，可见世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算拿到菲尔兹奖，人生也不会就此步步高升。地心吸力会发挥作用，拖你后腿，有时甚至拖垮你。
虽然有幸拿到不少奖项，个人对获得数学奖项的感觉却苦乐参半。我从来不为拿奖而工作，坚信做好数学本身就是回报，尤其是工作顺利时。另一方面，努力工作得到认同，自然是开心的事。但得到世人的认可（或者可称之为名声）也有缺失之处。我不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研究工作者，欢喜时可以整天埋首于数学之中；现在我成了某个权威，句句话都有分量。人们要我对事情发表意见，在政策上、行政上、政治事务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此一来，难免被扯进那些原本与我无关的纷争之中。
首个华人赢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传得很快，我在中国瞬间变成民族英雄。但有些人很不高兴，他们五味杂陈，甚至心怀妒忌。或者，他们觉得得菲尔兹奖的应是他们而非本人。
恼怒我者另有一人，理由则完全不同。明诚现在两岁了，每次我离开圣迭戈往普林斯顿时，他都非常不开心。他激烈抗议，用力踩着地，有时甚至把头碰在地上。数学圈子中有些人不喜欢我，对我饱含敌意，我都能处之泰然，但我不能不顾儿子的感受，尤其是表现得如此直接和激烈之时。
或者是后知后觉，到了此刻，事态已再清楚不过，自己住在东岸而把家庭留在西岸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所行动，使整个家庭能够团聚。友云不想来普林斯顿，那我只得另觅一枝而栖了。
戴维·芒福德常常来高研院，他和格里菲思在筹办一个代数几何的工作计划。我告诉他正在考虑离开，芒福德把消息告诉哈佛的文理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Rosovsky）。他跑到费城我的公寓来，试图说服我去哈佛。罗索夫斯基富于魅力兼且博学，他甚至引用中国名著《三国演义》的某些段落，来说明我到哈佛去的好处。现在已无法详细记得他说的理由，还有他如何把我跑到哈佛，和一千七百年前汉末三国争雄的故事联系起来。反正他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使我怦然心动。然而，底牌却是，哈佛只能付我现在薪水的四分之三，这就没法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友云和我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再加上她父母、我母亲和已病入膏肓的兄长，有鉴于此，只能再一次婉拒哈佛的好意。
离开斯坦福时，我十分难过，罗伯特·奥塞曼、系主任汉斯·塞缪尔森和许多人待我都很好，我对斯坦福毫无挑剔之言。但苦思良久，终究认为UCSD才是理想之地，妻子和孩子住的房子就坐落在校园不远处。认识的人当中，以辛格最富人脉，他把我引荐给他的朋友，UCSD的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Atkinson），他开出非常吸引人的条件。
我把决定跟博雷尔说了，他体谅地向高研院要求，并得到同意，把我的职位保留两年，随时可以回来。UCSD具有其他学校不能比拟的优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家在那里，而且友云在圣迭戈有份颇为惬意的工作。其次，大学答应让我在系里聘请两位额外的研究人员，好使我能和理想的人合作。对我而言，这点十分重要，理察答应从伯克利搬过来，而汉密尔顿也愿意离开康奈尔，我们会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汉密尔顿深信UCSD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好好地发展里奇流的理论。他视圣迭戈为理想之地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他是个狂热的冲浪者和帆船手，热爱亲近海洋，而在吉尔曼路的UCSD数学大楼，按直线距离算，离海滩不过一公里多而已。
虽然高研院对我而言是安逸之所，但不足之处是不易招研究生，个人一直认为和年轻人交流不只是健康而且必要，它令你思想保持活跃，源源不绝的研究生也令研究源源不绝。在规模大如UCSD的学校，找学生并非难事。
再者，汉密尔顿、理察和我已形成几何分析的核心，德国几何学家格哈德·赫伊斯肯（GerhardHuisken）不久也会来当访问教授。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是请来更多的高手。圣迭戈自诩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天气，我要把它建成数学家的乐土。
弗里德曼还在UCSD，四维流形的工作之后荣誉纷至沓来，那里也有好几位有成就的人。既然得到大学管理层的鼓励，我即着手在数学系大展拳脚，对可能出现的烦恼，要面对的阻力，以及潜在的争吵视而不见。此刻回顾，我应该明智地只管好自己的研究。不过，人有时要从诸般挫折中学习；而对我而言，无论是吉是凶，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