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陈先生在伯克利组织了一个几何分析的计划，4月我到了那里访问三个月。理察和我开了一门几个星期的课，专门讨论有关正纯量曲率流形的一些新定理，以极小曲面作为工具。好几位在石溪的中国研究生告诉我，劳森一位已毕业的学生做了一份详细的笔记，那些笔记可能给格罗莫夫和劳森看了。事关他们不久之后写的一篇论文，理察看了预印本后指出，其中似是袭用了我们的一些想法。理察写了一封申诉信给劳森，他把信寄到伯克利的埃文斯楼的信箱。但信箱封闭了，几个月后信退回给理察，到那时再寄信已来不及了，事情只好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说到底，数学也是讲究竞争的。
次子正熙于1983年6月出生，再一次欢欣喜悦。新生命的来临永远令人振奋，激动犹如初次。不过，两个月后，友云和我把孩子留给岳母照料，一同赴华沙参加菲尔兹奖的颁奖典礼。在华沙，游行示威仍然持续，瑟斯顿告诫我不要接受记者的访问，我无所谓，很多记者不懂英语，我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典礼过后，萧荫堂、项武忠及其他人，邀请友云和我去喝一杯，其间谈到一个话题，最后导致某些对我而言尤其严重的后果，真的是始料不及。
萧、项两人都强烈反对陈先生和格里菲思筹划中的录取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此计划参照“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这个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几年前创办的著名计划，目的是帮助中国的物理学生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院。“文革”后，学校的成绩单、老师的推荐信和类似的文件都难以找到，同时也不见得可信。于是李政道（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和其他美国物理学者设计了一项考试，每年挑选优秀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
陈先生也想对数学学生按方抓药，由于实验设备价格高昂，不需做实验的数学学生要比物理学生多得多。萧、项和我对派留学生出国没有异议，但是根据陈先生和格里菲思提出的计划，主要的考官由美国数学学会决定。举例来说，1984年的考试，纯粹数学由格里菲思主考（后来为了要我改变想法，他们坚持将我也拉进来参与这个考试），应用数学则由麻省理工的戴维·本尼（DavidBenny）负责，代表美国数学学会的教授们对哪个学生到哪所学校行使很大的决定权。
我们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计划心中不踏实，因为它的规章使权力落到少数外国学者手上。我们三人都认为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与原计划相比，应对择校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倾向让学生直接申请美国的学校，这样选择会较多，并且比较不受美国数学学会的束缚。
我曾前后三次询问陈先生，美国数学学会在计划中的角色是不是他的主意，每次他都否认了，说和此事无关。由此可见，我们对学会原计划的疑问，不应该被视作对陈先生、格里菲思或本尼的攻击，我并没有反对他们。
虽然项、萧和我都十分关注此事，他们还提议不如给中国教育部写信，表明对这计划不同的意见，不过他们这封信始终没有写。几个月后，我和郑绍远、学生曹怀东和正在高研院访问的林长寿再次谈起这事，这次我们坐言起行，起草了一封信，内容基本上和上次跟萧、项谈的差不多。这封信本来是由项、萧和我一起署名的，于是我把信（其实是手写的未定稿）寄给萧，看他有何意见。在没有询问我的情形下，萧迅速将它译成英文，送给格里菲思。不久之后，陈先生也看见了。
听说陈先生对这个草稿大不高兴，他和我的关系也从此走了下坡路。我一向抱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原则做人，但情况比事实更糟糕，项、萧两人最初和我一同构思上书，此时却加油添醋，使陈先生更加愤怒，而责任却由我一力承担。
此事在中国教育界酿成相当大的风波。国内一众学者为了平息陈先生的愤怒，请求我在第一次口试时，和格里菲思及戴维·本尼一同参加。我也不愿意过分激怒陈先生，同时我参加也表示美国数学学会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大学生出国。所以我同意参加这一次的口试。
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不无讽刺地，这对我造成长久伤害的事件，竟源自我获得数学界至高无上的菲尔兹奖后一次酒后庆祝的交谈。
赢得奖项固然兴高采烈，却被传来的坏消息泼了一头冷水。就在华沙和妻子与众多宾客把酒言欢之际，兄长成煜又病倒了。送院后，大夫发现他大腿的血管出现了血栓，因此开了薄血药给他。成煜服了薄血药一段日子，不久就脑出血，陷入昏迷，在昏迷了六个月后去世。兄长年轻时即患病，从无机会一展所长，令人痛惜。在华沙时，我不时念及他脆弱的身子，但谁能料到，世事竟会如此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