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质量猜想指出每个物理系统的能量必为正，即是说其ADM质量不会被引力辐射完全带走，所以邦迪质量亦应取正值，这就是理察和我致力去证明的。
上面说过，我并不知道霍罗威茨和佩里正在合作，直到有次巴特尼克漫不经心地提到，他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对霍罗威茨不跟我说的做法有些不快，但也以这消息作为动力，和理察赶快把工作完成。
当时理察在柯朗所，次日早上到了他那里。我们不休止地工作，直到晚上六点半才把所有计算完成。这时才突然想起当晚弗朗索瓦·特雷夫（Fran?oisTrèves）在家中请吃饭，而我正是晚宴的主客。主人是有名的法国数学家，他正在罗格斯大学任教。要出席晚餐是不可能的了，晚餐已经开始了，而我距离新布朗斯维克还有一小时的车程。主人家早在两个月前就跟我讲，而且中间还提过数次，这次失约令我尴尬不已。
三十五年后直到现在，我还在为这次爽约深深抱歉。但当时除了在电话上说了多次对不起外，还能做什么呢，我留下来和理察把工作完成。我们的论文《邦迪质量为正的证明》数月后在《物理评论》发表，紧接着的是霍罗威茨和佩里的文章《引力能量不能变负》。这两篇文章给宇宙的稳定性提出进一步的证据，同时亦保证了它不会崩塌。
这次我竟和自己的助手竞争，是不是有点儿奇怪呢？不是的。据个人经验，在数学或其他科学领域，当你正倾注心力从事某项工作，突然发现别人在同一个问题上已占先机，于是受驱使而奋力向前，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只要不牵涉抄袭或其他不当的行为，竞争是有益的。事实上，有竞争，才有进步。
差不多同时，我认识了高志勇。他来自复旦大学，得到杨振宁的帮助来了石溪，正跟随劳森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合作，解决了一个令几何学者困惑已久的重要问题，那是有关负里奇曲率的。简单来说，就是能否构造出具负里奇曲率的单连通（即没有洞）的流形。里奇曲率跟宇宙常数有关，后者包含在爱因斯坦方程之中，和宇宙自大爆炸后的加速膨胀有关。负里奇曲率对应于负宇宙常数，这是和膨胀的宇宙相容的。
高志勇和我利用瑟斯顿早前的一些成果，构造了一个具有这些性质的流形，实际上它是个三维球面。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为此替他写了封极强烈的推荐信，使他最终在莱斯大学取得终身教席。
可是，高志勇拿到终身教席后，文章就渐渐少了，数学会议上也愈少见身影，对数学的热诚已减退了，这令我很失望。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某些中国学生身上出现，他们热衷于找好工作，对数学却不大热心。或者这是中国教育系统始料不及的后果，过分重视把课程背得滚瓜烂熟，却把做学问的精义丢失了。
1982年4月，高研院的学期结束了，就在庆祝明诚一周岁后几个星期，我飞回圣迭戈，和友云、明诚团聚。这时，弟弟成栋正在高研院访问一年，他打电话来，说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寄给我的信，通知我是本届菲尔兹奖三位得奖者之一，得奖工作是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实和复的蒙日—安培方程，我是首位出生于中国的获奖者。其他两位得奖者是IHES的阿兰·科纳（AlainConnes）和普林斯顿的比尔·瑟斯顿，前者的工作是算子代数和其他项目，而后者则“彻底改变了二维及三维拓扑学”。颁奖典礼原本定于1982年在波兰华沙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举行，但当时波兰政府正因镇压亲民主的团结工会下了戒严令，有鉴于此，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把大会推迟一年。幸运地，戒严令于1983年7月取消，是以一个月之后，国际数学家大会便召开了。
友云向公司请了三个月假，好使1982年秋与明诚和我在一起。她喜欢费城多于普林斯顿，因此我们在卡拉比家不远处找到一间公寓。卡拉比人很好，他把婴儿床和其他育儿物品借给我们，有时甚至花时间替我们准备东西。从公寓到普林斯顿需要一小时的车程，我花了两百美元买了部车子。车子虽陈旧，但仍然可用，只是外貌寒碜了些，而且没有了顶皮。高研院的秘书们都觉得教授开这样子的破车很丢脸，不仅如此，还斗胆把车停在所里的停车场里。
现在明诚是个一岁半大的胖娃，我有时带他到所里的餐厅。一直十分支持我的博雷尔教授，对我不分工作和照顾婴孩的乐趣颇有微词，我知道后，便不再这样做了。普林斯顿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在西岸随意生活了多年，使我和东岸拘谨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