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陈先生在晚饭后，请了十位受邀来华的重要客人参加茶会。他先请各人坐下来，听取大家对中国数学现状的看法。他批评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尽管那是中国数学主要活动之处，并敦促把它关掉。他提议在座十人联名上书，吁请中国政府把数学所永远关闭，话毕全场鸦雀无声，于是他又重复说了一遍。
最后，我打破缄默，说：我们都是中国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是来访问，不宜喧宾夺主，这样做不恰当。博特同意我的看法，其他人也纷纷表态支持，对陈先生的提法都不愿沾手。
回顾一下，我怀疑陈先生的动作，实质上是在反击197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一份关于中国数学现状的报告。这报告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编者中有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家桑德斯·马克·莱恩，他曾带领一个由美国数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在成书前的一年到中国访问。马克·莱恩带领的理论和应用数学代表团，特别提到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和华林问题的工作，还有杨乐和张广厚有关值分布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人员皆出自数学所。他们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小学课本也教导小孩要努力学习，以陈叔叔、杨叔叔和张叔叔为榜样。
依我琢磨，陈先生想用一封信反击NAS的报告，由十位他请来的北京的著名数学家联署，说明数学所及所里人其实不行。
在北京，时间并没有通通花在数学还有和各种手段打交道上，友云和我见了一些想移民美国的亲戚，我们没法子帮忙。在这次旅程中，类似的要求陆续提出，但都被我们委婉地推掉了。
会议结束后不多久，友云和我便到了上海。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它流经上海。我们在黄浦江畔闲逛，只见数以千计的成双男女在江边凭栏，喁喁细语，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他们没有钱光顾饭店，其实，就算有钱，你还需要有许可证，当时叫粮票的，才能从食店买到食物，这是“文化大革命”过后不久的现象。友云和我都爱散步，我们在著名的外滩，沿着风景美丽的黄浦江溜达，看着其他人谈恋爱。
接着我们到了杭州，杭州在上海的西南约一百六十公里。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乘船游览，还到了名刹古寺参观，可惜它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一片又一片的狼藉残垣，是那个狂飙时代的标志。不到几个十年，这些美丽而富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卸，代之以难看的水泥结构，美之名曰进步。
友云在旅程中已怀孕，并开始有反应了。开始晨吐时，她决定先回圣迭戈，而我则南下香港。我到领事馆替兄长拿签证，领事馆的官员并不愿意放行，反对的理由填满两三公分厚的文件。但由于来自高层的命令，一切都给推翻了。若是真的如此，我只能感谢辛格和他的朋友，可幸辛格打的是网球，而不是曲棍球或板球呢。
回美的机票可不便宜，我得买三个连在一排的座位，好使成煜能躺下来。我们先飞旧金山，然后转飞芝加哥，母亲和我们一起从芝加哥飞往巴尔的摩。数学家王彬是我中学同学，他当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访问。他来机场接我们，直接把兄长送到医院去了。母亲和我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套公寓，这不是个很好的小区，母亲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她懂如何坐公交车到医院看儿子。我必须赶回普林斯顿，马上要在高研院上班了。
不久，我又赶回巴尔的摩看望兄长。朗大夫花了十个小时进行手术。肿瘤生长在大脑的中部，因此非常复杂。手术后的康复过程漫长，我哥最终可以稍稍步行，但平衡还是不很好。他的颅骨曾被移除，因此必须长期戴头盔来保护。
成煜出院后，母亲和他住在普林斯顿刺槐径那套我购置的房子里，当时那是郊区的一条普通的街道，现在已属高档住宅区了。
由于兄长不分日夜需要别人照顾，母亲绝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郑绍远和王彬等友人得空会上门跟她打麻将，以打发时间解闷，我在时也会加入战圈。多年后，这再简单不过的事，竟在互联网上惹来了一连串对我的人身攻击，指责我逼学生陪母亲打“麻雀”。当时我正在责问某弟子在学术上的一些不当行为，这些流言就出现了。流言明显与事实不符，这些朋友自愿来访乃是出于好意，他们是成年人，又不是我的学生。麻将共一百四十四张牌，估计世界上有几亿人在玩这桌上游戏。我竟要为这样的事申辩，说起来也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