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的人专注于数学，但也不忘忙中取乐，营造出今天所说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令人精神抖擞，我敢说还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不时外出就餐，星期六早上玩排球。我们也打乒乓球，邦别里比我强，但他打不过西蒙，每次输了球，他都能找出些新的借口，如手臂痛呀，手腕僵硬呀，等等，不一而足。
陆启铿是华罗庚手下，中科院数学所的副所长。在专题年期间，他到了高研院，打算访问几个星期。他在多复变函数论中有过出色的工作。作为华最出色的一个弟子，他不幸也牵扯进华、陈的争斗之中。1979年，他安排了我的“回家”之旅，所以这次我也以介绍他参观纽约市为回报，郑绍远和萧荫堂比较熟悉纽约，全程由他们当向导。
他们在四十二街溜达，带他看了音乐剧《噢！加尔各塔！》。这剧中有不少裸体场面，一众演员不穿衣服大解放，演着男女爱做的事儿。这类题材公开演出，在中国固然闻所未闻，就是在美国也颇招人非议。郑绍远担忧这剧会令他不快，幸好出人意表地，他竟能欣赏这出长寿的百老汇歌舞剧。
高研院数学大楼通常一派肃穆，但现在颇有些大型派对，酣饮狂舞。别人告诉我，不知巧合还是别的原因，这类狂欢中最酣畅者，竟发生在我的两房公寓，当我到外地之时。这也难怪，毕竟和我同住的是一个研究生，趁着我不在时，总会大开门户，大家的心情会特别轻松。
1979年秋天，我应邀到康奈尔做报告，很期望跟那里的理查德·汉密尔顿见面，他并没有参加普林斯顿的专题年。他正开始从事“里奇流”（Ricciflow）的研究，这是个雄心万丈而又非常困难的工作。在几何流中，人们研究空间或曲面细微连续的形变。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充气，使泄气的棒球变回完美的球体。同样，我们可以利用微分方程来诱导几何对象发生形变，毕竟说到底，微分方程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无限小的形变。汉密尔顿开创的里奇流是一种形变的过程，使在复杂空间或曲面中，大范围或“全局”的不规则性变得光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小范围或“局部”的不规则却可能会出现。故此，这套理论最大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在形变过程中形成的不规则点，它们如何出现及应该如何处理，或干脆就找出一些条件保证它们不会形成。
这个想法固然绝妙，但有关的微分方程（后来称为汉密尔顿方程）则非常难以对付。我对如何克服这方程的种种困难并无把握，但汉密尔顿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坚毅地工作了几十年，不久之后他就得到惊人的进展。多年来我一直紧贴他的工作，与他紧密联系，而且定期向他推荐研究生和博士后。
除了高研院的专题年外，1979年还发生了几件事，使这一年对我来说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殊”。我被选为加州年度科学家，这是首次有数学家获此殊荣，我也是这奖项二十多年来最年轻的得奖者。迈克尔·斯蒂尔早在斯坦福当研究生时已和我很熟，他提议我添置一套正式的礼服，不要再去租了。他说，这是个开始，你今后还有一大堆机会要穿呢。我依他的话买了一套礼服。果然两年后的1981年，美国科学院颁奖给我，这个奖叫卡蒂奖（CartyAward），直到今天只有三位数学家拿到过这奖项。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就穿上这礼服，和母亲、弟弟一起到华盛顿出席颁奖礼。以后我体形渐丰，这礼服再也穿不下了。
起初，我对成为年度科学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奖闻所未闻。我甚至跟斯蒂尔说，一个小小的委员会，怎能真正评价别人的工作呢。又不无自大地继续说，只有历史才能下定论。但另一方面，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她和住在加州的表亲一起出席了授奖仪式。她经过多年的辛劳，把我养育成人，现在还出人头地，想到这里，我也由衷地开心起来了。
另一件值得纪念的，是1979年底，有一天博雷尔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哈佛要给我下聘书（其后知道是真的），但不要迫不及待地答应，高研院也会给我下聘书（后来知道也是真的）。此外，香港的友人也传来消息，说香港中文大学准备在来年向我颁赠荣誉学位，这也是好消息，尤其是我在母校从来没有获颁本科学位。
然而，从香港传来的也有不好的消息。大哥成煜跟脑癌搏斗了差不多十年，近来情况恶化了。他本来在杂货店工作，现在住进了医院。X光显示肿瘤生长在大脑深处，外科医生也束手无策。我在当年12月到香港看望他两星期，了解到他得到的和得不到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