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主编的新职并不妨碍我在高研院的研究工作。我收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第一位是来自澳洲的罗伯特·巴特尼克（RobertBartnik），而我的第一个博士后于尔根·约斯特（JürgenJost）则是斯特凡·希尔德布兰特的博士，他头脑非常灵活。过去二十多年，他一直在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研究所担任所长。
我让学生组织了一个研讨班。有些上了年纪的同事却嘀嘀咕咕，他们认为高研院只需要高级研讨班，讨论最新的进展。但我不这样看，培育后进也应该是研讨班的目的。他们又投诉学生讨论所引起的嘈杂声，其实最吵闹之处只在我办公室方圆之地、学生聚集之所。这使我回忆起小时在香港，邻居也曾因父亲教授自己和附近的小孩诗词而抱怨。人常常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恼怒，但无论如何，年轻人为学习数学或诗词的热情，都不应当是抱怨的理由。
有个天资聪颖的华裔研究生，他父亲替他找指导老师，最后在阿提耶的推荐下找到了我。项武忠当时任普林斯顿数学系的系主任，他知道后颇为不满，说：“你从高研院过来，把我们的好学生都抢走了！”我平静地告诉他，我没有抢走或硬逼他，是他自己跑来跟我的。
争吵发生在一次晚餐席上，当时我们在乔·科恩家中做客吃饭。科恩虽是数学系的人，却十分赞成学生跑到所里找指导老师，因此整件事有些好笑。后来我跟博雷尔谈及此事，他亦有类似的经验，并指出数学系和研究所之间存在着竞争。
但是这位研究生碰了钉子，他在资格口试中被刷下来了。我向考试委员会中的一位成员查问他答错了什么，他说该考生答不出辛几何和力学的联系。我请教当时负责研究生事务的代数几何专家尼克·卡茨（NickKatz），他说这道题他也不大了解。从历史上看，辛几何（微分几何的一个分支）导源于牛顿的运动定律，而这些定律正是经典力学的基础。这种联系始于1830年代威廉·罗恩·汉密尔顿（WilliamRowanHamilton）的观察，他发现物体的位置和动能存在一种深刻的数学对称。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后，辛几何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大家都忘了它的根源其实来自经典力学，就好像大家也许不知道保妥适原是眼药，而万艾可则是降血压用的。
我据此要求重考。乔·科恩和我再给他口试，这回他的表现不错。但是，那次不及格对他是很大的挫折。他回家休养了半年，再回来跟我念完了博士，现在事业还不错。
莫毅明生于香港，1980年来到普林斯顿，当时刚刚从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师从萧荫堂。他到来不久之后，我们开始合作，一同研究萧跟我在专题年中的工作之后衍生的问题。当时我们研究非紧的凯勒流形，这种流形是无穷无界的，故难以处理。我们找到一种方法将之闭合起来，用以考察它在无限远处的结构。博雷尔、芒福德、让—皮埃尔·塞尔（Jean-PierreSerre）、卡尔·路德维希·西格尔（CarlLudvigSiegel）等人利用代数方法来考虑这类问题；而我则创新用解析的方法，通过微分方程和各种几何方法来处理。萧和我首次对一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即在流形具有强负曲率时，解决了问题。
大概一年后，华罗庚的弟子钟家庆来访问普林斯顿。我提议他跟莫毅明一起，研究某些复几何上的问题。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进展良好，并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可是，正如前面说过，萧喜欢和我竞争较量，当他知道我在指导莫和钟的合作，有时也加入时，就紧张起来了，他建议莫不要和我合作。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和萧或他的弟子合作。这样的结局使我不快。萧荫堂是位卓越的数学家，我们曾一起做了些好的工作，如果能继续下去该多好啊。
在这期间，我和萧荫堂又另有瓜葛。彼得·萨那克（PeterSarnark）是菲尔兹奖得主保罗·科恩（PaulCohen）的学生，毕业之后一直留在斯坦福。科恩希望在短短几年之内将他提升为正教授，这是十分不寻常的，萧托我向普林斯顿的同事朗兰兹寻求专业意见。我不想应允，一方面我不认识萨那克，另一方面我不熟知萨那克专精的那类数论。可是萧找了我多次，我不得不向朗兰兹求助。萨那克毕业没几年，朗兰兹并没有觉得萨那克的工作有多了不起，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把这些颇为草率的意见转告了萧。
不久之后，就传来在斯坦福的一次系务会议上，有人说我反对萨那克的升职。真相是我什么都没说过，只是在反复的要求下，转达了朗兰兹的某些初步看法而已。这样一来，得罪了一向和我关系不错的科恩，另一方面也搞砸了和萨那克的关系，他们都说升职一事由我一锤定音。虽然其后萨那克和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从这件事中，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在学术上，人际关系十分微妙，有时还会被人在背后捅一刀。此后对不相干的事情，我总是“避之大吉”，但于这方面只算是部分成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