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较喜欢的现实世界吧。博雷尔要求我把专题年的讲话和文章编为两册，一册和微分几何有关，另一册则是极小曲面，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把两册都差不多编完了，可以付印。六十多页有关几何分析的导引，主要是在霍普金斯医院等候时写好的。我主编的有关微分几何的那册于1982年面世，有关极小曲面的那册，我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有一天，邦别里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求他做主编。我将全部收集来的文章交给他，没有想到他拖了两年，才原封不动地交给出版社。由于长期的推迟，很多作者对我颇有微词。
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闯进了编辑及出版数学学报的陌生世界中。1980年，我同意出任《微分几何学报》（JDG）的主编。它的创刊兼首任编辑，来自理海大学的熊全治教授出生于中国，是陈先生的朋友。
JDG于1967年面世，是第一份专注于数学某单一而非所有领域的学报。学报的开局很好，刊登了莫尔斯、阿提耶、辛格、米尔诺和其他重量级人物的文章。米尔诺的论文《有关曲率和基本群的一个注记》于1968年发表在该学报的第二期，我当时正在伯克利念研究生二年级，这篇论文给我很深的印象。
不过，到了我接手时，学报的情况却不太好。虽然我的专长是微分几何，并因此受托执掌学报，但对主办数学学报全无经验。我曾对是否接受这个任务犹豫不决，不过陈先生、卡拉比和尼伦伯格都鼓励我，熊全治明智地提议加强阵容，把菲利普·格里菲思和劳森都请进编委会中。
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和数学的重要进展不脱节，在微分几何的领域尤其如此。现在，更有新的动机这样做，我无时无刻不在留意有什么文章适合JDG。友云和我会在圣迭戈度过夏天的日子，因此之故，UCSD给了我一个办公室。在多次访问中，我认识了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Freedman）。那时弗里德曼还是系里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努力破解四维空间的庞加莱猜想。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这问题，有时就在他家后院的游泳池里面或者旁边。
普林斯顿的好些拓扑学者对弗里德曼的方法不以为然。他们倾向于运用米尔诺创立的割补手术技巧，我却对弗里德曼的方案感兴趣。他利用一种叫必应拓扑（Bingtopology）的方法。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我问他结果可否在JDG上发表，他同意了。
普林斯顿的人很快便发觉他们要错失成果了。他们断言，文章应该在普林斯顿出版的《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是天下第一的数学学报。那里的拓扑学家比尔·布劳德（BillBrowder）以及他的同事项武忠都打电话给我，说拓扑学中最好的文章应该在最好的学报，即《数学年刊》上发表，这才是正路。但我不为所动，平静地解释说，已经跟弗里德曼谈过多次了，这是他的决定。如他要撤回文章，我会二话不说立即应允。在最后关头，我跟弗里德曼说，他的文章对JDG十分重要，会大大提升学报的地位，由此也对微分几何这科目有利。
这些话最后令弗里德曼没有改变初衷。他的论文《四维流形的拓扑》于1982年发表于JDG，并凭此文获得菲尔兹奖。为了此事，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年刊》那些人对在下颇有微词，纵使我在高研院上班，离大学只有不到两公里。
甚至是伯克利的拓扑学者罗比翁·柯比（RobionKirby），他和此事无直接关系，也对我处理弗里德曼论文一事表示不满。世界中颇有些人，一见别人用非标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心中就不爽。柯比属于那种领地意识很强的人，他要赶走所有入侵者。我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这样做太小气了，同时也不符合数学的求真精神。过去我曾多次和这类心态的人发生摩擦，自己不免也受到损伤。但我不会向现实低头，尤其是当传统的方法毫无效果之时。
在1982年，JDG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即克利福德·陶布斯有关杨—米尔斯场论的文章。再过了一年，学报又刊登了西蒙·唐纳森（SimonDonaldson）的重磅文章，这篇文章最终使作者获得菲尔兹奖。同一年即1983年，JDG又刊登了爱德华·威滕的论文《超对称和莫尔斯理论》，此文影响深远。开始时，有些几何学者对它嗤之以鼻，我找的三位审稿人一致提议退稿，但作为主编，我推翻了他们的决定。现在回头看，很高兴当时做对了。这篇论文不只在数学和物理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它的刊登也提升了JDG的地位。学报在我接手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年之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它已是一本核心学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