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不满意治疗他的医生，他不肯把医疗记录给我们选定的外科医生看，于是我决定把大哥送到美国治疗。可是，事情说时容易办时难，头一次申请签证未能成功。我向高研院的高层求助，他们找了一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替我们出头，但是也不得要领。
于是我请求当时崇基书院的副院长芮陶庵帮忙，他儿子芮效俭是美国外交部的高官，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芮陶庵替我写了一封情词并茂的信，可是他的儿子和领事馆依然不为所动。
柳暗花明，友人辛格当时是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和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是网球球友。通过这位朋友的帮助，我哥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差不多同时，高研院果然如博雷尔所言，给我送来了终身教授的聘书。这一下子为难了。我喜欢斯坦福，同时也对哈佛印象深刻。见过拉乌尔·博特、广中平佑、芒福德和哈佛其他睿智的学者，你很难不见贤思齐。当然，高研院也有辉煌的过去，教授的阵容也超强，它总是把研究放在首位，加之过去得到的大量成就，高研院被全球数学家视为就算不是最好，也是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
最后，我决定留在高研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数学部中有博雷尔、哈里什—钱德拉（Harish-Chandra）、米尔诺和阿特勒·塞尔伯格（AtleSelberg）等杰出人物，在那里我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高研院的所长哈里·伍尔夫（HarryWoolf）原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他跟我保证，我哥能到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医治。当时霍普金斯神经外科的主管是名医唐林·朗（DonlinLong），他愿意主诊，部分是由于他对我哥的病例感兴趣，而且和他的研究计划相符合。更有甚者，成煜的治疗基本上免费。这样难得的机会当然要好好把握，我至今还感谢朗大夫把他的诊金免了。我们决定一旦他的签证落实后，便立即出发。后来他于1980年夏末到达美国。
回到原来的话题，几何分析专题年于4月结束了，好几位与会者都向我提议，整理一份这学科中的公开问题。记得十年前，我刚当了一年的研究生，陈先生出席尼斯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在演讲中讨论了好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期借着破解它们，从而开辟新的数学领域。我清楚记得，他说这样做对同行大有帮助，也记得美国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Kettering）曾说：“问题问得好，就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之故，我提了一百二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曾在演讲中论及，大部分问题是我想出来的，别人的也有，有的甚至早见于文献之中。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流播很快，差不多每个工作和几何分析有关的人都知晓。到了今天，其中约三十个已完全或部分解决，其他的都得到广泛的关注。我清楚明白这些局限于几何一角的问题，绝不能与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二十三个问题比肩，后者在数学上的影响至为深远。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在几何分析中确能引起关注，刺激研究活动。因此之故，在这个高研院规划结束的时刻发表它们，也算是适当的闭幕词吧。
高研院计划结束之后那个夏天，我和妻子在圣迭戈休息了好几个月。到了8月，我们便一起到中国去了，陈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会，我应邀参加。友云和我打算看望亲友，并四处走走，之后我会到香港陪伴患病的兄长赴美。
陈先生组织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好些大人物如阿提耶、邦别里、尼伦伯格、博特、拉尔斯·戈丁（LarsG?rding）、拉尔斯·赫尔曼德（LarsH?rmander），当然还有他自己也都来了。当时中国不及现在发达，这个会议可说花费不菲。陈先生的目的，乃是向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显示几何的吸引力。他了解到中国迫切需要派遣学生和学者到海外学习，是以和海外研究机关建立联系至为重要，故此把伯克利理论及应用数学中心的主任默里·普罗特（MurrayProtter）也请来了。
1980年，与拉乌尔·博特（右）及拉尔斯·戈丁（后）同游长城。
为了显示整个会议级别的尊贵，车子载着我和妻子以及其他同行人员从机场驶向酒店时，总是沿着马路的中线走，其他的车辆只能回避两旁。幸好当时北京路上的车子不多，我们的车子不断鸣笛，驱使大量自行车让出路来。
我把几个月前在高研院讲过的公开问题再次讲了一遍，希望它们在中国数学家当中能引发一些回响，后来知道确实有效。陈先生安排了一些不错的在北京城内外的观光节目。很不幸，这次访问却因一次不愉快的会面而扫了兴。吴文俊的门人又登门求见了，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我推荐他拿一个重要的奖项，我拒绝了，大家便争吵起来，愈来愈激烈，以致我的血压飙升，差不多要昏倒了。经此可怕的一幕，当地负责接待的老一辈数学家小心翼翼，不让我再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