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应当适可而止，过分的求请可以免提。但是在中国传统里，据在下所见，求请有时会失去底线。只要你是他的亲戚，你便有义务去帮他，不管难易或对错，也不管场合。在蕉岭的乡下也好，在学术界的殿堂也好，事例层出不穷，我早已司空见惯。
我对这些做法不以为然，而这种态度不时也招惹麻烦。但更甚者，是这种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单位之间互相依赖变成一种文化，人们丧失了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心态，总是想着别人来帮忙。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一方面我终于踏足故土，到过中国；另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想法变得更现实一点。中国要在生活程度和教育水平上追上西方，还有一大段路要走。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经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可谓“一穷二白”。距离困难时期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在美国还在以“中国小孩还在挨饿”的说法，教育美国小孩要吃蔬菜，不要浪费食物，这也如实地道出当时中国的困境。
面对极度艰巨的挑战，在一片住着差不多十亿人的土地上，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第七章斯年堪纪
皓月映冰心，冰心不可夺。
偃仰左右寻，始得月皎洁。
——《剑桥中秋佳节感怀》选句，2016年
协同效应指出两种或多种事物的相互作用，成效会多于每个独立事物成效的总和，或是各独立事物根本不能产生任何结果。协同效应在自然界比比皆是，例如，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生成一氧化二氢（H2O），即水，构成地球表面71%。水十分神奇，它能维持生命，但是把氢和氧分开，这些神奇作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蜜蜂和蚂蚁亦是如此。个别的蜜蜂或蚂蚁能做的事情有限，只有它们联合起来，才能完成种种任务。神经元亦复如此。一个神经元做不到什么，但当一千亿个神经元由一百兆个突触联结起来之后，便形成了大脑，其功能非当今科技所能仿效，简直望尘莫及。
人类的活动也依赖协同效应，17世纪中期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易名为纽约的殖民城市，其突击拯救队扑灭了火灾。三百五十年后，我期望在普林斯顿的几何分析年中集思广益，利用协同效应来解决一些数学上的难题，当然这不再是生死攸关的紧急问题了。
回顾历史，数学上的突破皆来自个人或小组的合作，重要的难题从来不靠成立委员会，把工作分拆，然后摊派开去如做作业般完成。纵使如此，我仍然相信，把不同领域但相关的精英聚在一起做思想交流，仍然是可取的。他们会有充足的空间和资源，依照兴趣而进行研究，不受时间的约束。回顾自己的工作，也得益于类似的环境。期望从1979年9月到1980年4月的八个月内，能得到丰硕的结果。我会尽力使这个几何分析专题年，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殊年”。
我邀请了好些出色的学者参加这专题年，他们大部分会访问一段日子，中心人物包括卡拉比、郑绍远、孙理察、西蒙和卡伦·乌伦贝克，还有奥班、布吉尼翁、罗伯特·布莱恩特（RobertBryant）、多丽丝·菲舍尔—科尔布里（DorisFischer-Colbrie）和李伟光。好几位我的研究生，包括安德烈斯·特雷贝里斯（AndrejsTreibergs）以及高研院的菲尔兹奖得主恩里科·邦别里（EnricoBombieri）也来了。短程访问的则有杰夫·奇格（JeffCheeger）、斯特凡·希尔德布兰特、劳森、尼伦伯格、彭罗斯、马尔科姆·佩里（MalcolmPerry）和萧荫堂。
按照博雷尔的说法，这是高研院历来主办规模最大的数学计划。虽然高研院指派他来共同领导整个计划，他却放手让我干。我安排了每个星期举办三个研讨班：微分几何、极小曲面、其他题目（以广义相对论和物理数学为主）各一，后者由彭罗斯和霍金的学生佩里负责。博雷尔曾说，数学家跟物理学家在这水平的合作，恐怕是研究所创所以来前所未见的。
差不多所有演讲者都由我邀请，有的早已参加了专题年。正如预期，我们成功营造了一种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气氛。出于对数学的激情，而非受到什么压力，大家努力工作。很多当时完成的工作，都在会上报告，这是我乐于见到的。专题年以我的报告开始，在演讲中对整个几何分析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接着卡拉比谈了他最近有关凯勒流形的工作，这类流形和卡拉比猜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布吉尼翁和劳森谈到杨—米尔斯场的几何属性。彭罗斯谈到经典广义相对论中一些和几何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相信会引起几何学者的兴趣。理察和我在这期间证明了庞加莱猜想的一个变体，那是有关带正里奇曲率的非紧三维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