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时，恰巧碰到联合航空罢工，我们只好租了间公寓再住几天。有一晚有小偷企图潜入作案，郑绍远说我的鼾声太大，最终把小偷吓退了。
罢工结束之后，我从檀香山飞波士顿，在哈佛做了一个有关正质量猜想的报告。我住在麻省理工偏微分方程学者理查德·梅尔罗斯（RichardMelrose）的家中，虽然离我的生日还有好几个星期，我们还是一起庆祝三十岁生日，之后飞回圣迭戈，快快乐乐地在4月4日和友云庆祝我真正的生日。
隐约之中有些大事在发展，瑞士数学家阿尔芒·博雷尔从1957年开始就在高研院。他邀请我在高研院组织一个几何分析的“专题年”，从1979年秋季直到次年的春季，我可以借着这机会，把所有有关这科目的关键人物都聚在一起。但这不仅是选择适当的人的问题，我还要考虑如何安排各种活动，俾使达到最大的成效。负责一年期的活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要花颇多心思在它的流程中。刻不容缓，我立即着手筹备了。
1979年那么特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中国当时刚刚对外开放，著名学者华罗庚教授邀请我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一系列的演讲，就从该年的5月底开始。众所周知，华罗庚跟我的老师陈省身不和已久，但是他们都是我尊敬的数学大师。对我来说，回国意义重大，毕竟自从婴儿时离开汕头，到如今已经三十年了，终于可以见到盼望已久的祖国了。除了我以外，还有不少出国已久的海外学者和专家，也踏上回归故里的旅程了。
我的计划是先到中国访问几个星期，到了8月，就到高研院开始那为期一年的几何分析年。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我心潮澎湃，就在飞机旁，俯身触摸祖国的泥土。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纵使离开中国已久，对往事已全无记忆，但祖国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在数学所做了有关几何分析和其他方面的几个报告，又抽空在北京附近观光，长城、故宫、避暑山庄等著名景点我都去了。这些地方虽是初次亲临，却仿佛旧识。此行收获甚丰，感触极大，既有喜，也有悲。当时老百姓普遍贫穷，教育又不普及，生活可不容易。我虽然被视为上宾，却未能视而不见。
在科学院的演讲十分顺利，只是在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吴文俊在法国留学，以在代数拓扑学中引进“吴类”成名。他曾经受过陈先生的栽培，长期跟华罗庚不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分裂。当时吴正在创立一个新的独立于数学所的数学研究中心，即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所是由华创立的，作为一个纯数学的拓扑学者，对应用数学所知不多，却去建立系统所，确使人大惑不解，由此可见华、吴矛盾之深了。
1979年，游览北京颐和园。
一天，有个曾师事吴文俊的学者登门求见，并出示他写的一篇论文。我没时间细看文章，只是随口说它不错。但吴即向有关领导报告，说我认为这学者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值得拿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华的一些同事，对此感到不快，觉得这人的工作不值得这个奖项。他们找到了萧荫堂。萧坚持要我上书，纠正我客气话导致的错误。我本无意做这种烦恼事，只是经过萧多次游说后，才勉强上书说明，这项工作不值得国家级的奖项。事情在最后关头才起波折，这位学者当然甚为不快，为一年后一次激烈的争辩埋下伏线。
行程之前，华罗庚的弟子陆启铿问我，访问北京后有何计划。起先我没有主意，于是和朋友商讨。“你当然要去父亲的老家看看，还要祭拜先人。”一个生于中国内地的朋友这样说。于是我告诉陆，希望能到蕉岭看看先父的出生地，和祖辈扎根八百多年的地方。（根据推算，我们这一辈乃是蕉岭丘氏第二十三代子孙。）怎料这个颇为简单的要求，却被一些理由婉拒了。开始时是说那乡镇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接着又说因国防的理由那一区不接待外宾，总之是诸多推托搪塞，真正的原因耐人寻味。我只不过是依朋友的提议想回乡一趟，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啊。
事情拖了好些日子，最后他们答应我去蕉岭探访，由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王光寅教授陪同。我们绕道，先在桂林稍事停留。桂林是中国南方著名的风景区。我们在桂林乘船游了一小段，欣赏那儿绝美的喀斯特地貌，雄奇的石山矗立江边，峭壁上树木丰茂，郁郁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