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人和气，是旅游良伴，但此行的安排亦不无突兀之处。由于我是国家级的“贵宾”，休憩的房间比他的好；外出吃饭时，我们也分桌坐，我的食物要比他的精美。心知受到殷勤的接待，但对他们这种做法，心中着实感到不是味儿。
游罢桂林，我们乘飞机到了广州，见到了我的远房亲戚，她丈夫是当地的大学教授。在其他人的帮忙下，他们夫妇设蛇宴为我洗尘，席间有蛇羹、炸蛇等，都是老广的拿手菜式。我从前在香港吃过一点蛇肉，但是这次是大规模的蛇宴。开始时，心中不无惴惴，但很快便克服了，味道还真不赖。
蛇宴之后，主人家向我请托，看能不能帮他们儿子到美国申请大学，这类的请求很快便见怪不怪了。我犹豫了一下，毕竟并不认识那孩子，不知他的数学能力如何。最后，我给他出了一些测试题，看看他的长处在哪里，结果发现他不怎么行。我提议他到北京先学习半年，由我认识的人辅导，如果表现理想，会推荐他到斯坦福。自以为这是颇合理的方案，主人家却另有想法。他们后来找到别的途径把儿子送往美国，阴差阳错，他竟成为理察的学生。但这个年轻人终究没有成为成功的数学家，依我看，他并没有把精力贯注在这个学科上。也许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些中国学生读研究生时，都没有花工夫做学问，挣钱乃是念书的主要目的，而研习某科某目则为其次。数学上，他们只关注细小的问题，得到一丁点儿结果便急急发表，以此作为升职升等从而加薪的凭借。
在这次和以后多次中国之旅中，我遇见整整一代的青年数学家，或将来的数学家，他们尚缺乏基本训练，也缺乏动机。很多人一知道我不会立时向美国的研究院推荐这些学生时便生气，其实我深知他们不能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这类情况已烦得生厌，但还是不停地出现。
王和我一起从广州坐车去梅州，我母亲的出生地。那天晚上见了些亲戚，次日早上即驱车往蕉岭。司机在未浇柏油的路面上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路上都是新净黄色的沙子，看来有点奇怪。在《绿野仙踪》中，“沿着黄砖路走”是探险者的口号，现在我们却是沿着黄沙路走，我从来未见过如此道路。
几年之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原来这条铺上沙子的路是全新的，专门为我的来访建造。我为此颇为内疚，自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三十岁的中国人，在细小的微分几何世界外不为人知。至于一开始为何不想我去蕉岭，以及在途中拖延，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是要争取时间把路修好。
1979年，在蕉岭祖宅门前与乡亲合影。
1979年，在蕉岭与亲戚及乡亲合影。
这是个小小的乡镇，在此之前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所以没有酒店一点也不奇怪。我在一间宾馆安顿，里面的蚊子比客人还要多。床上盖着蚊帐，但蚊子藏在帐内叮人，整晚皆是嗡嗡的攻击声。宾馆外的大钟到了清晨五点便发出巨响，把附近的所有人都吵醒了。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睡好。
第二天，到祖父和先祖的坟前扫墓。（父亲葬在香港。）之后去了父亲出生并且和母亲住过的房子看看。房子残破得很，地下铺着尘土，不，更精确地说是一片泥泞。很多亲戚陪着我到处走，我不认识他们，但总觉得应该请他们吃一顿。他们为我杀了一头牛，花了我三百元人民币（以当时币值算只约十四美元）。那时候在中国，牛不是要杀就杀的，你要说它已经无力下田才能动手。到了开席，他们先给我夹来一大块白花花的肥膏，据说这最金贵的部位，是专门留给最尊贵客人（或付钞者）享用的。客气一点说，这肉不大对头，我用筷子碰了一下，沉吟不语。
一大群小孩在四周喧闹跑动，他们都没穿鞋子。小孩没有大人喝止时，通常都是蛮开心的，他们衣衫破旧，面色也不太好。付了牛肉钱后，口袋中还剩下两百元人民币，于是每个亲戚都给十元。不过来者愈来愈多，只能给五元、一元，直至花光为止。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有些人拿不到，乡亲们起了争执。后来，家乡的人前来请求帮忙者众，但绝大部分我都无能为力，这也引起不少怨言。
总的来说，回归故国非我原来想象的一样。之前对农村的田园生活过于理想化，奈何残酷的现实却显示，这还是个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的国家。中国传统过于重视血缘关系，从而对亲戚诸多索求，令人失望。当然，这种传统也有好处，至少在困难时，大家会互助扶持，但过犹不及，走到反面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