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成正质量猜想的工作后，我住在邻近斯坦福的自置小屋子，母亲来与我同住。友云搬到圣迭戈去，她在拉霍亚一间叫“物理动力”的小公司找了份工作。我们把洛杉矶的房子卖了，随即在圣迭戈北面三十多公里的德尔马买了房子，友云和她的父母住了进去。各自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读者或觉得有点奇怪，但对中国家庭来说，却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这一年在伯克利，是访问性质，主要是试试看我能不能够适应伯克利的环境。陈先生希望我能在伯克利长留下去，这当然是我的荣耀，伯克利的慷慨。他甚至强调，只要我留下来，我就是他的继承人。
当时，陈先生、辛格和卡尔文·穆尔（CalvinMoore）正在进行一项大计，就是要在伯克利建立一个新的数学中心，即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它部分由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筹建中心的主要阻力来自普林斯顿，他们认为NSF如要出资支持建立中心，它必须建在最好、声誉最隆的地方，即普林斯顿是也。但是普林斯顿已经有一个历史悠久的高等研究院，所以美国政府不应当浪费金钱在其他地方再建立新的研究院。芝加哥大学的桑德斯·马克·莱恩（SaundersMacLane）也加入竞争，他们四处游说，以求达到目的。到了最后，还是陈先生、辛格和穆尔赢了。1982年，MSRI在伯克利成立了，陈先生出任首任所长。他跟我说，如果我愿意留在伯克利，我应该会接任所长的位置。
但人生非事事如愿，伯克利并不适合我。部分原因是我仍想把精力投放在数学研究上。况且，我觉得行政事务非常琐碎。进一步说，要管理或参与管理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必然会牵涉到很多人事上的互动，我对此兴趣索然。伯克利数学系的规模虽然很大，人才济济，但研究（我有兴趣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几何的人并不多。理察的讲师任期将要结束了，就要到柯朗所去了。我曾提议伯克利聘请利昂·西蒙，他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陈先生却说不行，系方当时正把焦点放在其他领域上。
1978年春，我婉转地跟陈先生说，不会留在伯克利了。伯克利的人兴趣不在我的领域，而我需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合作。斯坦福数学系更适合我的口味，我能更方便地做研究，训练学生。在伯克利我不会开心，创造性也会受到损害。
陈先生却大不以为然，他说我若留在伯克利，以后可以接他的班。他的提议确实难以拒绝，我感谢他在伯克利为我做的一切。从我到伯克利做学生开始，一直维护我，提拔我。但我当时更有兴趣从事研究，让工作本身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而非领导别人，相信这便是陈先生与我的基本分歧了。这时陈先生已到了六十多快七十了，他懂得利用上层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推动数学的发展。而我呢，我还未到三十，对权势没有兴趣，只愿意在基层，或更确切地说，在纸上留下我的影响，一支笔和一部打字机便是我的主要工具。
我先后三次跟他说要离开伯克利，但他拒绝相信。我不想他不开心，但经过多月的反复考虑，我最终下定决心离开。
从这刻开始，陈先生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我感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挑拨生事，离间我们。记得几个月前一次晚餐，项武义在我和陈先生面前，谈起陈先生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他问陈先生有没有跟别人说，我在解决了卡拉比猜想之后，成就已超过他了呢？陈先生听了之后非常意外，一下子脸都红了。我如坐针毡，浑身不舒服。虽然我极力解释先生的工作对我来说，高山仰止，怎敢比较，但还是怕陈先生怀疑我在他背后有此想法。有些人想尽办法使陈先生反对我，这只是一个在我面前发生的例子而已。
1978年秋季，我回到斯坦福，随即和刚来的萧荫堂合作，我们很快便解决了一个复几何中的重要问题弗兰克尔猜想。我们的证明以偏微分方程为工具，而日本数学家森重文则完全用代数几何的方法，证明了更广泛的结果。萧和我相处得不错，只是他喜欢较劲，这种性格最终要为我俩的关系付出代价。
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1979年3月底4月初，李伟光安排了郑绍远、理察和我到夏威夷参加一个会议，开会为主，观光为辅。虽然对会议的主题“拉普勒斯算子的几何”极感兴趣，我们也不忘尽情享受夏威夷的风光。在瓦湖岛（Oahu）愉快地开了四天会后，我们便到了奇景处处的可爱岛（Kauai）观光。理察利用休息的时间，掌握了用石头把椰子打下来的技巧，椰子掉下来后，我们便面对破开椰子的难题。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即使深谙拓扑学，我们也对破开椰子坚硬的外壳束手无策，最终只能丢开方程式而改用开山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