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逗留期间，这个最后的障碍一直无法跨越。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绍远和我在另一方面却成功了，我们解决了高维的闵可夫斯基问题。其实早在年初，在这问题上已有些进展。莫泽知道我们的工作后十分兴奋，反正柯朗所的人，看到所中有人解决了某些难题，都会兴奋莫名。他请我们在研讨班上做了报告，大家的反应非常不错。
可是不久之后，就知悉苏联几何学家阿列克谢·波戈列洛夫（AlekseiPogorelov）独立地解决了同样的问题，他采用的方法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文章比我们早面世，不过那是用俄文写的，而且发表在不甚著名的学报上，所以我们并不知晓。我们的论文纵然不是首发，但它并非多余之作，除结果本身外，其中所用的方法很重要，后来也用于解决其他问题上。
且说一些数学之外的事吧。在纽约这三四个月是非常愉快的，我在柯朗所跟埃里克·贝德福德（EricBedford）交上朋友，他刚从密歇根州拿了博士。他教我如何搭地铁。我们在这城市到处逛，边走边谈复蒙日—安培方程，他正在研究这类方程式，但方法和我偏重几何的思路截然不同。
每天从苏豪的公寓，穿过格林威治村，走向柯朗所是很好玩的一程，途中不乏有趣且出乎意料的景况。例如，好几天都经过一部停在泉水街的车子，开始时车子外观无恙。可是一天后，车胎就不翼而飞了。再过了几天，车身所剩的东西愈来愈少。到了最后，整部车子就不见了。原来的位置给停上一部簇新的车，大家都不知它能待在那里多久。
小意大利距离我的公寓很近，节庆的巡游多得很，我很爱看。空闲时我常和绍远、他太太和他们的幼子小兵在一起，我抱着小兵和他们一起在唐人街或其他地方闲逛（小兵后来在哈佛做了我的研究生，2004年拿了博士）。邻近唐人街是桩美事，一方面有五花八门的餐厅可供选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书店中浏览书籍。到了周末，我便到普林斯顿看友云。总的来说，在纽约的日子是颇为适意的。
可是，到了12月底，我便要返回加州。我陪友云飞往洛杉矶，到大型科技公司TRW（后被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兼并）求职。过程很顺利，不久她便被雇用了。
在此之后，友云回到普林斯顿，而我则返回斯坦福，继续埋首于卡拉比猜想之中，我意识到破解已近在咫尺，巅峰已经在望，只差跨过最后的障碍，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登上顶峰。
不过，另一件事我也时刻记挂在心上。1976年夏天，斯坦福春季学期过后，我到普林斯顿看望友云，此行的目的就是向她求婚，这距离伯克利图书馆那刻骨铭心的一瞥已有五年半了。在这段不短的日子中，我俩的关系有起有落，但足以告慰的是，她答应了。我们正式订婚，弟弟成栋从石溪来到普林斯顿，我们一起吃晚饭庆祝。
友云不仅答应了我的求婚，她也接受了TRW的工作，工作从这年秋天开始，即是说，我们要搬到洛杉矶去了。为了此事，我接触了UCLA的朋友、几何学者罗伯特·格林，说希望到那里访问一年，我的斯隆学者奖足以支付秋季学期的薪金，希望大学能支付冬天和春天两个学期，我可以教书。格林说这事容易办，这样友云和我便可以在洛杉矶住在一起了。她知道我这么快就把事办好之后很惊讶，要知道，那段日子找教职并不容易。直到如今，我还是很感激格林的帮忙，UCLA的工作环境很理想。
我一直留在普林斯顿，到了7月初，友云和她实验室中的同事告别。我们收拾行装，和她爸爸妈妈一起，打算做一次横跨美国之行。第一站到了首都华盛顿，正赶上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国庆烟火表演。当时和百万群众在一起，很多人满怀激情，欢呼喧闹，我们欣赏了国家广场的烟火，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山庄成了璀璨烟火的背景，更显壮观。
接着，我们开车去波士顿探访友云的表姐，她的丈夫刚刚过世。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城市，觉得挺不错，没想到不久之后会以此为家，至今生活了四十多年。
接着我们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停下来，去看友云的另一位表亲。之后我们便开始横跨美国的旅程，路上风光不绝，友云父母目不暇接。我们到了黄石国家公园，沿着落基山脉向南到了大峡谷，之后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市上了40号州际公路，一直开到加州的巴斯托市，然后转上15号州际公路到达洛杉矶。沿途风景极其壮观，我当时正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之中，向往着未来的婚姻，心情尤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