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短暂逗留后，我便去了波士顿，中途在纽黑文的耶鲁停留了一下。辛格虽然是请我去麻省理工的人，但他当时有些私人事务要处理，常常不在波士顿，因此在停留期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吃晚饭，但这次晚饭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辛格当时正和迈克尔·阿提耶和奈杰尔·希钦（我在高研院的朋友）合作，研究杨—米尔斯方程的特殊解，这些方程在粒子物理学中很重要。辛格十分重视物理和数学的统一，我也受到他的影响。几年之后，也着手从事研究杨—米尔斯方程的解了。我和卡伦·乌伦贝克在这方面的文章被认为是代数几何中举足轻重的工作，那要感谢辛格给我指对了方向。
除了和辛格吃了一顿饭外，我在麻省理工基本上是一个人过，周围也没有什么几何专家。他们给我一个小小的公寓，到系里只是步行的距离，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把卡拉比猜想的证明写出来。雪愈积愈深了，从窗口向外望，景色很美。文章写完后，我打算把它投到柯朗所出版的《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通讯》。莫泽、尼伦伯格和其他的柯朗所人对我一直很好，故此把文章投到那里以示谢意。我亦完成了一份简短公报，略去技术细节，刊登在1977年的《国家科学院通讯》上。陈先生是国家科学院备受尊敬的院士，我的文章是经由他送出去的，分量自然有所提升。
哈佛，从麻省理工沿路往下走两三公里便到了。他们请我给卡拉比猜想的证明做一系列的报告。哈佛的人，包括芒德福、格里菲思、广中平佑、访问学者安德烈·托多罗夫（AndreyTodorov）等，除了事务缠身的辛格外，似乎都比麻省理工的人对卡拉比猜想更感兴趣，所以我逗留在哈佛的时间更多，哈佛甚至请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结束后到那里再待一个月。
我仍然记得在稍后时间发生的，和代数几何学者广中平佑的一段有趣对话，谈及亚裔在美国从事数学研究的情况。生于日本的广中平佑，1970年在哈佛时拿了菲尔兹奖。他指出：“亚裔在美国好的大学拿到终身教席，要比在二流大学拿终身教席来得容易，因为在二流大学里，研究不是排在首位的，工作的升迁和其他因素有关，例如高尔夫球的水平。”对于从未拿起一支高尔夫球杆的我来说，这话令我松了一口气。只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就不用靠运动上位了，运动恐怕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强项。
已说过了，我喜欢哈佛，尤其是数学系内同事的融洽，令人羡慕。圣诞快来了，我前往纽约和卡拉比、尼伦伯格赴那命运攸关的约会。那天雪不停地下，除了中途到唐人街吃饭外，我们整天都在尼伦伯格的办公室内，把证明再次推演。圣诞日只有唐人街的饭馆还照常营业。到了天将黑时，我的证明犹是屹立不倒，大家都没有发现任何漏洞。卡拉比和尼伦伯格说他们会再仔细看，但至今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上面说过，证明卡拉比猜想的简略版本发表于1977年，而详尽的版本则见于一年之后。那整整一天的聚会确立了证明的正确性，卡拉比宣称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圣诞礼物，我也有同感。1976年就借这美好的音符作结。除了一事，暌违了两个月，我十分挂念友云，是时候回到洛杉矶，在温暖的南加州阳光下与她重聚了。
也许值得再回顾一下，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成就了什么。首先，它说明了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几何学结合起来，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过去几年努力工作，即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其次，它证明了一大类由卡拉比猜测的多维空间的存在性，这些空间具有种种特殊的属性，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最后，它找到了无物质时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解，而且是迄今所知最大的一族解。
从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开始，正如物理学和计算机专家安德鲁·汉森所言：“我们一直努力寻找满足这条复杂方程的流形，或所谓爱因斯坦空间。多年来，求解并不是容易的事。但现在，奇妙而简明地，一下子在任意维数上都找到了。它们很多，甚至可能有无限多个，每个都满足爱因斯坦方程。”
有时候，一条定理的证明标志着一个篇章的终结。举例来说，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于1900年提出的“希尔伯特第五问题”，到1952年便完全解决了，其中哈佛的安德鲁·格利森出了不少力。整个证明牵涉不少精妙的步骤，但它没有诱发新的研究，反而把这领域中大部分有趣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接着做的事情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