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斯坦福数学系内大部分人，都尽量令我有宾至如归之感。我第一次有了秘书，麦太太是个和蔼的中国人，她替我打论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时我仍然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数学上，但休憩的选项倒有不少。在校园散步，穿过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校园，从来是偷闲乐事。放眼皆是棕榈树和起伏的山丘，而西班牙殖民风格的楼房，粉墙红瓦，典雅美丽教人难忘。有时我们一起抛掷飞盘，或在办公室不远处打乒乓球。要找人到外面吃中餐也不难，此地中餐馆的选择远比普林斯顿多。
总的来说，我在斯坦福过得很愉快，而斯坦福也很明显地对我很满意。只过了几个月就到了秋天，奥塞曼和系主任拉尔夫·菲利普斯（RalphPhillips）便劝我留下来，他们会给我副教授的位子，虽非终身教职，但会在信上说明一年后便可拿到。
差不多同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和康奈尔都说要请我当副教授，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知道我，但陈先生应与此有关。他和霍普金斯的周炜良是老朋友，周来自上海。霍普金斯的条件不算很好，据我了解，副教授的位置一般是拿不到终身教席的。另一方面，康奈尔的王宪钟来自北京，陈先生是他的论文导师。康奈尔还有个自以为吸引人的“绝招”，就是王宪钟愿意牵红线，说可以替我找到一位中国姑娘共结连理。但这对我来说并不算吸引，因我已经心有所属，虽然坦白地说，我不肯定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虽然只在斯坦福过了数月，除了要在几份不错的工作中选择外，一切颇为安稳。当前工作没有太多的压力，在斯坦福才刚刚开始，所以并不想很快便搬到别处去。我很想留下来，享受加州的生活方式，甚至放松一点儿，虽然我的字典中难找到“放松”一词，这段日子中，精神压力之低可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这时，1973年的秋天，我收到卡拉比寄来的一封信，信简短而措辞得体。8月听过我的演讲后，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深思之余对某些方面还感迷惘，他希望我把思路扼要地写下来，好教他更好地弄明白。对我来说，卡拉比的信就如暮鼓晨钟，把我惊醒了。在其后的两星期中，我把所有事情都抛在一旁，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工作。我先把最强的反例找出来，然后开始导出矛盾，可是，在仔细检视下并不成功。在最后一刻，当我把所有论据放在一起时，问题便出现了。于是试用其他反例，可是一个接着一个都出现问题。太抓狂了，我进入了寝食难安的状态。当花的时间足够多时，我渐渐意识到这样做等于走进了死胡同。
我花了两星期去证明卡拉比猜想不对，结果弄到差不多要挂掉了。到了此刻，必须考虑这个希钦和我，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好到难以置信”的猜想或者是对的。确是如此，过了一段日子后，我渐渐相信它是对的了。于是我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倾注心力去证明卡拉比说的没有错。我尚未知道要如何去证明它，但有一点在一开始就再明白不过，那就是，它不会是唾手可得的。
第五章高峰挺进
记得好事新谐，笙调心印人依。
弦琴天籁得相窥，太初玄秘现，物数竟同归。
——《临江仙·记七六年事》选句，2014年
1746年，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Monge）生于法国博纳，位于勃艮第产酒区，邻近第戎，他爸爸是个货郎。蒙日从小就显露出绘制建筑物草图的才能，还是少年的时候，他画的一幅细节丰富的大型家乡图，引起了一位军官的注意。在这位军官的帮助下，蒙日进了法国北部的一所军事学院。由于学校只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出身的他并不能正式入学，只能在分隔开来的另一边学习绘图和测量，这样的安排并不能使蒙日满意，他渴望能碰上一个可以尽展所长的机遇。
一年多后，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正要建造一个堡垒，有人问他如何设计枪炮的位置，好使堡垒的守军能避开敌人的炮火。蒙日利用自己创造的几何方法，完成了这个任务，速度之快甚至引起一些人的疑心。但无可怀疑的，是他数学上的才能，让他得以一展所长。
1768年，他开始教授物理和数学，并且研究偏微分方程，以及微积分在几何上的应用。到了1780年代，他在巴黎找到数学教席，并着手研究一类特殊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这方程后来称为蒙日—安培方程。之所以把安培的名字放上去，可能是反映数十年后，安培对方程的某些修订。大家知道，安德烈—玛里·安培（AndréMarieAmpère）是法国科学家，对电磁学有很大的贡献，电流的单位安培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说“可能”是因为我不肯定安培实质做了什么贡献，有时方程式会不知何解地附上某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