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故事中，钟开莱对华罗庚每多溢美之词，早年他曾随华学习，而对陈则没什么好话。从这些交谈之中，再加上后来的四处打听，我知道了陈、华不和的部分原因，他们的交恶对整个中国数学界都有负面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如是。
根据钟开莱讲的故事，华罗庚是别人眼中的天才。他生长在贫穷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光靠自学，竟破解了数学上好些难题。陈省身终究成就更大，但这是后来的事了。陈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父亲是个法官，但华的父亲只是个店员，家境并不富裕。194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大奖，第一届的得主是郭沫若和华罗庚。这个奖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由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发。当时两人住在一起，可以想象这是对陈的打击。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因他从未得过这荣誉，而说故事的钟开莱，其贡献当然未堪与陈比肩，但也得了个银奖。
陈、华之争，原来起自芥毫的差别，但随着岁月而加剧。据在下观察，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有时直到当事人皆不在世，纷争都不见得消散。
钟为人孤僻，和系里其他人相处不来。他和萨姆·卡林（SamKarlin）都是研究概率的，但从来不闻不问。虽然已经是教员，但我也去旁听一些课。钟开莱讲布朗运动，我去听了。布朗运动这现象源自分子的不断运动，数学上是由爱因斯坦首先解释的。
学期的期终考试之后，钟开莱出了一道特别困难的题目，说谁做对了额外加分，有几个学生于是加倍努力。解题中需要引用拓扑上的某个命题，他们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哈佛的安德鲁·格利森（AndrewGleason）当时正在此间访问，他叫学生去找卡齐米日·库拉托夫斯基（KazimierzKuratowski）的一篇文章，他们果然从这文中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不久之后，学生便在课堂黑板上，向钟开莱讲解这道题，正当讲到要引用这结果时，钟叫停了他们，学生说是格利森指点他们去找这篇文章的。“和我想的一样”，他说了这话后，就愤愤然地离开了课室，把做讲解的学生扔在那儿待着。
在场目睹整件事，我目瞪口呆。难以相信钟开莱对待学生如此冷酷（纵使他对我非常不错）。莫里·布拉姆森那时还在斯坦福当数学研究生，他告诉我，主要就是钟开莱这种傲岸的态度，使他决定离开斯坦福，到康奈尔完成博士学位的。
虽然已是教员，但我仍是“后生”，因此和研究生混在一起的时间，往往比其他教授来得多。我时常和布拉姆森及系里其他年轻人外出吃饭，虽然我们常常光顾的是月宫，但到了周末就会去北京园，那里有“任你吃”的自助午餐。记得有一次，布拉姆森一下子就吃光了五大盘，然后说未来两天都不用再吃了（不过他回忆说是“一天不吃东西就活不下去”）。饭店的老板娘看见有人这么欣赏她家的手艺，高兴得很，竟不收他钱。
有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门外有人在说标准的粤语，我以为是郑绍远，当时他正在斯坦福访问，但原来是一个叫戴维·贝利（DavidBailey）的研究生。他是个摩门教徒，刚从杨百翰大学念完本科。贝利要通过外语考试，我捉弄他，给他一份困难的文件翻译。文件是用简体字写的，而贝利学的是繁体字，因此简体字却比繁体字难译。我以为贝利这次必会头痛了，可是出乎意料，他翻译得很好。
又有一次，我听到他和另一位师兄的对答，他们就坐在我门外的沙发上。贝利在研究某个数学问题，想知道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后，如何在具审稿制度的学报上发表，因此向师兄求教。“做数学就像是和女孩子睡，”老大哥如此说，“第一次或许有点儿麻烦，但下一次就会顺利得多了。”我不会这样说，但师兄的话或许真的见效。贝利在数学界发展得不错，后来他转到计算机系，事业也同样成功。
对我来说，在斯坦福的日子愈来愈满意。我尽量找机会跟友云见面，大家都有新的工作，都忙不过来，是以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就算经过了四十年的婚姻，我们在做学问时还是颇为独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未稳定下来，当时我的同事们都不认识友云，更不知道我和她交往了。写下数学方程式很容易，倾诉心事却很难，是以我们要过了这么多年才能确定下来。这也可说是数学人的通病，或更合理地说，是受数学吸引的那类人的特性。这些人和我一样，对数字要比说话来得流利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