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项武义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勾写他的做法，即如何不用几何去解决拓扑的问题，可是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头绪。他突然离开办公室，说要上洗手间去，可是过了大半个钟头，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来。我只好和伍鸿熙吃饭去了，此后未闻项再谈此事。
抵达斯坦福时正值6月，即开会前的一个月，我租了一间在大学道的公寓，其实是某大宅的仆人宿舍，美中不足之处是它并无厨房。不久，陈先生和师母来看我，师母看见我把电煮炉放在洗手间旁边，便指着马桶开玩笑说：这叫作量入为出！
公寓的缺点我是知道的，但我仍然喜欢它。不久，我便跟邻家的华人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混熟了。附带一提，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我的朋友陈启宗，他是香港商人，曾慷慨捐助哈佛和我筹划的几个亚洲数学计划。
奥塞曼安排给我的办公室在数学大楼的二楼，办公室不大，但位置很好，利昂·西蒙的办公室就在隔壁。西蒙来自澳大利亚，很快他便成了我的好友。他两年前才从阿德莱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斯坦福的系主任戴维·吉尔巴格（DavidGilbarg）独具慧眼，从遥远而不那么有名的大学中把他聘来了。西蒙和我一起担任一位刚来的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孙理察只比我小一岁。正是适逢其会，西蒙和理察都是名副其实的具有原创性的数学家，和他们在一起可说是如虎添翼，我们三人合作无间，互相学习，采长补短。我深信以这小组为核心，紧密结合，不出数年，几何分析就会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而非一己迷恋的空想。
我很期待斯坦福的大会，那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大会，差不多所有做过一些和微分几何有关工作的人都会出席。陈先生和奥塞曼让我做两次报告，都是跟在高研院和石溪时做的极小曲面有关的。劳森则就我们关于怪球的工作做报告。在开会之前，很多事情都要想一想，为两个报告做准备，又看看劳森如何讲述我们的工作。
开会时，我听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杰勒西（RobertGeroch）做的报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到了正质量猜想，这是广义相对论的命题，意谓每个孤立的系统，包括我们身处的宇宙，其总质量或总能量必须是正的。物理学者大都认为这是对的，但却无法验证之，杰勒西相信几何学者较具优势去证明它。在场绝大多数的几何学者对这问题兴趣不大，我却一听着迷。杰勒西的问题并非遥不可及，只因它能完全化为几何上的命题。即是说，当孤立的物理系统的物质密度为正时，则这系统源于重力的总质量为正。正的物质密度导至正的纯量曲率（scalarcurvature，是曲率张量的一种平均值），而曲率正是几何学者一向重视的概念。我亦对曲率乐此不疲，故此随即思考极小曲面理论中的技巧能否用到这问题上。我把这问题好好记住了，几年之后果然有机会和理察一起研究它。
但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另一件令我一生难忘的事情。我跟好些人包括欧金尼奥·卡拉比、罗伯特·格林、路易斯·尼伦伯格、伍鸿熙等谈到几何时，对卡拉比猜想提出一些想法，我指出似乎可以构造出一两个典型的反例。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他们请我在晚饭后非正式地说一次。大约有三十人来了，包括卡拉比和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房间里充满了期望，使我感到有点儿紧张，但我仍然充满信心。讲话进行了差不多一小时，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找到论证中有什么漏洞，也没人刁难我的论据，而且我亦从容地回答了问题。
到了研讨会结束，大家都觉得我已经推翻了卡拉比猜想，于是各自散去。卡拉比和陈先生都认为我找到个很好的反例，卡拉比一点也不失望，差不多悬在心上二十年的大石终于放下来了，他的心情顿时轻松了。陈先生则说这讲话是整个会议的高潮，我听后十分受用。
会议在8月中结束了。我可以安顿一下，并准备斯坦福秋季学期的来临。我继续与西蒙和理察合作，亦开始认识系内其他人。我结识了代数几何学者布鲁斯·本内特（BruceBennett），他是日本菲尔兹奖得主广中平佑的弟子，本身也有一定的成就。他身材高大，异常健硕，有次硬把洗手间的门拆了下来，原因并非冲动起来搞破坏，只是急着要上厕所而已。加罗·基雷米德津（GaroKiremidjian）和我同是系里的后进，同样研究复流形，因此有过不少有用的讨论。
我亦花了不少时间跟钟开莱在一起。钟开莱是概率论的专家，他出生于上海，比我大差不多三十岁。他喜欢在帕罗奥多（PaloAlto）的公园散步，我也陪他走过几次。散步时，他每每提到老一辈数学家的奇闻逸事，其中包括陈省身和华罗庚的竞争。我长于聆听而不多言，因此跟他很合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