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谷下了决心要在普林斯顿学习驾驶，奈何事与愿违，他先后三次考试过不了关。本人的驾驶技术也稀松平常，帮不了他，只能当反面教材，并不能做示范。九年之后，消息传来，三十七岁的新谷正当盛年，声誉日隆之际，竟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简直呆了。我们没有联络已久，因此不知道是什么令他走上绝路。我只能说，1971年在普林斯顿的新谷卓郎，是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到处给人带来欢乐。
我也认识了林秉芬，他在耶鲁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马斯顿·莫尔斯（MarstonMorse）的研究助理。莫尔斯在高研院德高望重，他以1930年代创立的“莫尔斯理论”闻名于世。这理论是一套把拓扑空间分类的全新方法，要点在于考虑离散的所谓“临界点”或过渡点，即空间形状急剧变化之处。我从约翰·米尔诺的书《莫尔斯理论》学到很多关于这理论的内容。很惊讶莫尔斯本人非常讨厌这本书和它的书名，说它应该叫《极限点理论》才对。传说莫尔斯收到这本书后，随即把它撕烂并扔进垃圾箱，他认为只有自己才配写这题目的书。这种反应好像过激了一点。但我个人对莫尔斯倒没有什么看法，他和他的夫人都挺和善。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免他发怒，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我是多么喜爱米尔诺的书，并且从那儿学到不少几何知识呢。
试以竖立的车胎或甜甜圈为例，说明莫尔斯理论如何界定流形。根据理论，甜甜圈共有四个临界点，最高点即“极大”，高度沿两个独立（互相垂直）的方向减小，莫氏指标为2。次高点为上方的鞍点，其指标为1，因高度只沿一个方向减小（此方向选定后，高度沿所有垂直于此方向的方向增加）。下方的鞍点，类似上方的鞍点，指标为1。最低点即“极小”，沿任何方向高度都增加，指标为0。因此甜甜圈从拓扑上可用“2,1,1,0”这组数字来描述。
在高研院的日子，我从事研究，参加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并且在各种场合和其他学者交流。此外，我还联系上一群关心中国的人。钓鱼岛事件触发了学生运动，但这时运动已渐趋沉寂。当时有一批人还想继续下去，虽然其中很多人已不再是学生，但激情仍在，还想搞活动。
物理学者沈平来高研院访问，数学学者莫宗坚也从普渡大学来了，大家都在一起讨论。前面提过的项武忠也来了，他是和我同一年到高研院的。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耐，不用刻意做就能冒犯别人。我也是他这种“天赋”的受害者，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项太太却是十分和气的人，她不断补救丈夫的过失，纵然如此，在下认为她只有部分成功而已。
这些聚会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我常常以中文交谈。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讨论《毛主席语录》。我希望进一步了解毛主席和他的著作，之前我并无太多的机会细阅。
讨论由物理系研究生胡比乐带头，大家实在无法提问，或者进一步探讨，除了议论去哪间中国餐馆吃饭。但普林斯顿真的没有什么好的中餐馆。一间藏身在超市的食铺夸口说，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都是他家的常客，虽然名气是够响了，但我仍然不喜其食物。
有时我们跑到纽约碰运气，虽然也没能找到很出色的，但在没有上千也有过百家中餐馆的纽约，总可以找到一些能满足大家的地方。
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宣布次年2月访问中国，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到访。中国看来要逐渐开放了，沈平和莫宗坚都说要回国服务了。很多人都劝说沈平和他太太不要这样做，沈太太正身怀六甲，回国后，购置必需用品不像在美国那么容易。也有人戏谑地逗他们说：你们怎能习惯那边的蹲厕呢！
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沈平夫妇留了下来，在二十多年后搬到了香港。但另一方面，莫宗坚不理会众人苦苦劝告，1972年他回国了。他把所有家当都丢在美国，就连车子也是，他要平价卖掉却一时之间找不到买家。可是半年后，他就决定跑回来。或者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当时贫困的生活环境，还有微薄的收入惊醒了美梦。很不幸，那时在美国找事情也不容易。项武忠打电话给宗坚的论文导师舒里南·阿比安卡尔（ShreeramAbhyankar），帮助他把原来的职位找回来，因此项跟我说他是莫宗坚的衣食父母。谢谢老天，我听人家说，他的车子还停在那个地方，车身安然无恙，汽油和轮盖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