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与美之交接兮，心与物之融流。
临新纪以展望兮，翼四力以真求。
——《几何颂》选句，2002年
1971年，我二十二岁，从伯克利毕业，人生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54年五岁开始，我一直在上学；但到了这一刻，我再不是学生了。换言之，是时候独立生活，自己决定要走的路，而不是只为满足父母和老师的期望了。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这趟人生旅程的出发点。虽然在金钱上做了些牺牲，但还是要感谢陈师的点拨。高研院是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是爱因斯坦度过他人生最后二十年的地方，围绕着它有不少世界级的研究所。高研院建于1930年，旨在供学者不受干扰，自由地从事研究，为学问而学问，不用为有没有实际的应用操心。1939年在《哈珀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任所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Flexner）指出，对看来“无用知识”的追求，会出乎意料地成为“超乎梦想之应用”的源泉。
我十分欣赏这种理念，而自己亦早就有了追寻的目标。从表面上看，它的确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但我感到这项工作也许长远来说会有其用；不仅对我而言，对别人也如此。我亦深知必须大量吸收知识，才能有机会把这看来无用的工作，转变为弗莱克斯纳所谓的终究有用的东西。
加州多山，太平洋沿岸的山脉一直延伸至伯克利校园。与之相反，普林斯顿乃一片平原。在新泽西州肥沃的内陆平原，连起伏的小丘都没有，更别说山峦了。然而，我却能感受到一座山峰豹隐其中，静候我攀登，我称之为“卡拉比峰”。我深知登山的第一步已不容易，首先要花些时间确定一条可行的路线，然后找工具在石头表面刻上记号。我考虑的崭新办法是把几何和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式结合起来，现在这办法通称为几何分析。其中需要面对的，是求解一系列前人未解过的微分方程式，我需要时间、毅力和大量的运气。直至准备工作通通完成前，我都不会贸然攻顶。然而，我不会忘记这个山峰，它时时刻刻都在脑海中浮现，从未远离。
高研院是个很棒的地方，差不多每晚大家都在一起吃饭，所以时常能碰上有趣的人物，聊聊数学或其他大家关注的话题。总而言之，数学家讲行内话不会被打断，故此不时有所收获。
大部分来高研院的人都和我一样怀着相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别人做思想的交流，并探究自己感到有趣的想法。其中一位常与之讨论的，便是年轻的几何学家奈杰尔·希钦（NigelHitchin）。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他从牛津取得博士学位，曾当过世界著名数学家迈克尔·阿提耶（MichaelAtiyah）的助手。
卡拉比猜想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卡拉比曾提出构造一大类具有某些几何特质的流形的方法，而这种流形至今连一个也找不到。假设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科学家很快便提出一个在行星上开采金子的详细计划。在一颗金原子也没有看见的时候，便说出了矿石要从哪里开掘，蕴藏量又有多少，等等，对此一笑置之是最自然的反应。而这正是许多人，包括希钦和我，都觉得卡拉比猜想“好到难以置信”的原因。
不过，光想想猜想的内容和它断言存在的神奇空间也蛮有趣味。那时，我认真地只想如何去推翻它。我采用的方法，其思维模式如下：假设卡拉比猜想为真，则它的几项推理（符合逻辑推演出来的后果）必须为真。故此，只要说明这几项推理中有一项为假，即是说，找到一个“反例”，那么这个猜想就不可能为真了。知易行难，但毕竟这是一条最简捷、最直接的做法，这种处理的方法叫“反证法”。即是说，假设某一命题为真，由此推出某些结论，然后证明这些结论是不对的，于是矛盾便出现了，由此知原来的命题为假。
那年来高研院访问的学者中不乏高明之士。代数几何学家戴维·吉泽克尔（DavidGieseker）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他精通代数几何，我十分留意他的想法，也常常记得讨论的内容，即使多年后，他的看法仍然影响我的工作。后来总结，这些对谈的机会，正是我到访高研院这类地方的主要因由，我想其他人也会有和我相同的经验吧。
和远方来的访客交流，尤其有兴味。例如，我就喜欢和日本数学家新谷卓郎在一起，他的公寓就在我的上一层。我从他那儿学习数论，他后来引入了新谷函数，那是黎曼函数的推广，和著名的黎曼猜想有解不开的关系，陈先生曾提议我就这猜想写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