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我到了石溪，住在劳森家中。劳森让我睡沙发，但这样不方便，因此不久我便搬到宿舍去。在宿舍碰到一些台湾的学生，他们对台湾的政治形势极度失望，有不少学生想去中国大陆发展。我同时也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伯克利的学生领袖先是搞钓鱼岛运动，其后更扩大到一般的中国学生政治运动，他们请我跟纽约的学生领袖接头。我惊讶地发现，哥伦比亚的学生小组就伯克利没有跟他们协议便采取行动十分不满，他们的立场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回到伯克利后，学生运动还在继续，但纽约那些活跃分子就再不理睬我们了。对我来说，找工作才是头等大事，我的奖学金已快完结了。我申请了六间学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石溪和耶鲁。运气不错，六间大学都愿意聘我，其中以哈佛的年薪最为慷慨。年薪1.45万美元的助理教授，当时算是很不错了。其他的在1.4万美元左右，只有高研院只给我6400美元一年的奖学金。
我向陈先生请教何去何从。他说：“每个人在事业生涯中总要去一次高研院，你也不例外。”他到访高研院不知多少次，从1943年到1945年，他在那里完成了一生最辉煌的工作。我听从他的意见，也不再问下去。我没有告诉他高研院的薪酬比其他学校的一半还少。虽然金钱需要考虑，但正如五柳先生说的，它并不是一切，做人要看远些。我会在高研院的一年尽力工作和学习，然后再找更理想的位置。
但在离开伯克利前，还有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去认识一年半前在图书馆相遇的女子，我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我曾在物理大楼参加研讨会时见过她，但始终未交谈过。我向物理系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打探，终于知道了她名字。友云，听起来多么可爱，就像在电影《西区故事》中托尼第一次听到玛利亚的名字时的感觉，幸好当时我没有忘情地唱起来。
友人和我安排了一次数学和物理研究生的晚饭聚会，他负责请她来。起初他稍稍犹豫，或许他对她也有意思吧，但最后还是请了。有三四个数学系的研究生来了，物理系的人数也相当，大家坐在同一桌，我终于“正式”认识友云。假如她愿意，我可以开始约会她。我们只有六个星期相互了解，然后就会毕业，各奔东西。我必须充分地掌握时间，还要克服一些障碍。
项武义是系里的年轻教授，陈先生很喜欢他。有次他请我到他家出席隆重晚宴，开始时并不知道那是有所图的，他打算将他太太的亲戚介绍给我。当我知道后，便开诚布公对他说我心中另有所属。项武义很失望，当然此乃人之常情。
我知他是一番好意，但这些事情也不是能敷衍以对的。几年后我从一些日本数学家口中得知小平邦彦的故事，小平是日本首位菲尔兹奖的得主。他们有位朋友是小平的学生，小平要这位出色的年轻人迎娶他的女儿。那学生心想如果拒绝的话，必定会触怒大师，于是只好乖乖答应，成为小平的东床快婿了。
不久之后，我搬到东岸去。武义的兄长项武忠是耶鲁的数学教授，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去。他请我吃晚饭，到了晚饭时才知道他夫妇想撮合我和他们的一个亲戚，当我告诉他们我心中已有人时，他和武义一样显得很失望。从一方面看，能够受邀结识某人的亲友，从而发展一段浪漫的关系，自是受宠若惊之事，但事情如此了结，使项氏兄弟不悦，似为未来之麻烦定了基调。
回到1971年6月，我拿了数学博士，而友云则拿了物理学博士。陈先生写了封信给香港中文大学，说我已经在伯克利拿了博士学位，鉴于我从来没有在中文大学拿个本科学位，大学能否考虑授予一个荣誉学位呢？中大否决了，但他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十年后，即1980年，我终于拿到了中大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十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不少，我差不多已忘了陈先生的信。
1971年夏天，友云和我争取时间，在毕业之前相聚。阴差阳错地，我们奔赴从地理而言相反的方向。她和母亲开车直接到圣迭戈，那里有份博士后工作在等她，而我则往近五千公里外的高研院开始新的工作。我们不知将来会如何，只是答应保持联络。两个相识不久的人，正要到美国的两端，各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前景一片迷茫，故而只能如此。
第四章仰望卡峰
穹苍广而善美兮，何天理之悠悠。
先哲思而念远兮，奚术算之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