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似乎进展得颇为顺利，到纽约看陈先生时，我说差不多找到一个反例了。起初，他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经进一步解释后，他对这些进展或可能的进展，并没有表露丝毫兴奋之情。他的反应如此冷淡，令我印象深刻。刚刚看到卡拉比猜想时，我正在伯克利的数学图书馆看书，这个问题立时把我抓住了，我有一种强烈的意愿，不管它对不对都要把它解决，我无法抽身离去。陈先生明显无此感觉，他有他自己的兴趣，自己关心的东西，但不知是何原因，他对这问题始终提不起兴趣。
我总觉得，从莫里那里学来的分析技巧，对破解卡拉比猜想会有很大的价值。在卡拉比猜想中出现的方程式是一条异常非线性的方程，前一年在高研院和现在在石溪，我的首阶段重点乃是导出这方程解的“估计”（estimates），这并不是件易事。方程的解并不是个别的数字，它们是函数。即是说，它们本身也是种方程，你输入一个数字，它便输出另一数字。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期望方程具有精准的解，即如用一个公式把函数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做到的，乃是找到某些近似解，或一些估计，通过一步步地把估计精准化，最后使这些近似解收敛于一个真正的解。
在研究某个重要的线性微分方程时，我得到了些估计，可以说是成功的开始，也是关键的一步。这种研究的路子，以后我继续用了四十年。其中有一个估计特别令我自豪，于是拿给柯朗所的路易斯·尼伦伯格看了，他是研究偏微分方程的权威。哪知他也对这估计感到陌生，为此我很高兴。以他在这方面渊博的知识也没有看过，那即是说，这是新的东西了。这个估计在几何分析的很多问题中都用上了，以后我花了不少时间来加强它的内容。
前面已提过，在石溪这年，我也下了功夫研究极小曲面，其中一篇分上下两部分的论文被《美国数学学报》接纳发表了。我当时不认为这文章多么有价值，可它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其中包括斯坦福的罗伯特·奥塞曼，他对极小曲面曾做过巨大的贡献。奥塞曼对这篇论文和其他的预印本印象深刻，他邀请我于次年，即1973—1974年度，到斯坦福去。
那好极了，斯坦福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学府（现在也是），而且我心仪的友云会在1973年的秋天到那里当博士后。我们已有两年身处美国的两端，她在圣迭戈，我在新泽西或纽约。我们终于有机会生活在同一海岸，实际上是同一校园。想到这，我不禁紧张起来，因为这是对我俩关系的考验。
到斯坦福去，还有个乘便之处，我正在准备参加一个在当地举行的微分几何的重要会议，时间是从1973年7月30日到8月17日，全世界重要的几何学者都会出席，当然我也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汽车是加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海滩男孩乐队（theBeachBoys）的几首大热单曲所说的那样，《双门小轿车》（LittleDeuceCoupe）、《我到处去》（IGetAround）、《在我车内》（InMyCar）。在加州必须有一部车子，换言之，我要开着那部大众方背横跨美国了。以在下的驾驶往绩来看，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幸好，西蒙斯的研究生项文潮对微分几何有兴趣，他也想参加会议，自告奋勇说可以一起开车。由于缺乏经验，我跑到AAA（美国汽车协会）拿地图、买司机保险和旅行支票，但头几天旅行支票就丢失了，幸好AAA立即补发（这便是使用旅行支票的好处）。项和我选好了一条经过黄石公园和其他景点的路线，我们打算花两星期到达加州，中间有充裕的时间观光。
5月的某一天我们出发了，“看看美国”，正如狄娜·肖尔（DinahShore）在老雪佛兰歌曲中高唱的那样。对我而言，这是初次有幸欣赏美国的自然风光，在近五千公里的车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有多大。车子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只是有次轮胎在某处泄了气，项替我换了它。
到斯坦福之前，我先绕道伯克利看望郑绍远。他刚结了婚，太太就是我们住在欧几里得街时的邻居。次日早上，我往数学系看伍鸿熙，中途被项武义招到他的办公室。为了迎合他的口味，我告诉他自己近期的工作，利用微分几何中的偏微分方程解决了一个拓扑问题。项武义不以为然，说结果显而易见，用拓扑的方法便足以证明。同样的偏见，曾出现在以后的研讨班中。那次陈先生让我主讲，主题便是用微分几何来解决纯粹拓扑的问题。当时听众有五十多人，大家聚精会神听我讲一个新的用微分几何研究群作用的理论。项武义站起来，说：拓扑学者不需要几何学者来帮忙解拓扑问题，说罢就在陈先生和其他人的面前，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