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陈先生让我就发表在《数学年刊》上有关普雷斯曼工作的文章做报告。报告很顺利，会后陈先生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反应都很好，他断定这足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了。我不肯定他有无详细地把文章看一遍，那不是他的领域，群论并非他熟识的东西。事实上，几何学者中懂得群论的寥寥可数，沃尔夫是个例外，他顺理成章成为我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劳森也在里面，委员会规定要有一位非数学系的人，陈先生请了工程学院的王佑曾做委员。
陈先生让我用他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打论文，1971年初文章打好了。在他办公室工作附带有一好处，陈先生在微分几何界的地位崇高，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把文稿寄来。他让我过目，遇见有兴趣的则存副本，特别有兴趣的则在他的研讨班上讨论。我留存了不少这些论文，有的至今读来还饶有兴味。
论文打完后影印了几份，任务就差不多完成了。不用与委员会见面，也不需回答问题，那就行了。那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拿到博士学位并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的事。但有几件事给这喜事蒙上了阴影。
我对研究生的日子如此短促也若有所失。两年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东西希望学习呢。但当老板说你可以升职了，你最好不要反对，说想留在原位。除了顺势而为外，就别无其他选择了；况且，我也希望尽快多赚点钱养家。
把镜头往回推，我略过了说1970年秋直到次年，意外地给牵扯入某个事件的事情。我和一群海外中国学生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示威活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和支持它的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侵略行为，激起了全美国包括伯克利中国留学生的反对。我们被激怒了。大部分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连我在内，都没有试过示威，但我们可以向美国学生的反越战示威学习。我强烈地相信，我们为中国站起来，中国自己也会站起来；我们更尊敬祖国，其他国家也会尊敬中国。
1971年4月9日，我们在朴茨茅斯广场集合，那是在旧金山唐人街中心的小公园，很多相识的人都来了。在这类场合，人们一般都会花不少时间在站立和等候上。我通常都带上一本书，这次拿了莫里有关微分方程的著作，但并无机会看。一批被收买的当地恶少前来冲散示威者。相识的一个香港同学叫余经昌的，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很多人都受了伤。但我们仍然坚持游行。后来有些学生成了全职的示威者。我没有这样做，但和去年相比，花在数学上的时间确实是少了。
就在这时候，陈先生生病住院一个月，我和一群中国学生去医院探望他，却对他讲的一番话感到愕然。他并不赞成我们政治上的行动。虽然他和杨振宁等知名人士联署了一封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内容和游行学生所说的大同小异，但他劝我们立刻停止行动。他说：“人生不外名与利，学生运动两者皆不达。”
这和我理解数学的目的大异其趣。数学的研求乃是追求并发现心仪领域中蕴藏的真和美，这是父亲自童年开始的反复教诲。和陈先生的对答，令我想起十岁时父亲教授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住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破屋子里，屋外五棵柳树围绕，因以为号。他“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安然自得。他好读书，有时连吃饭也忘记了。他忘怀得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在那一刻我理解到，即使陈先生和我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但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也要正确地看待他或其他人的意见。我相信他是为我着想，可是说到底，我还是要依靠父亲的教导立身处世。
我仍然是个研究生，我的导师帮了我许多忙，对我也很好。部分出于感恩，况且知道他的人生经验丰富，他叫我做什么我都会依从。1971年暑期时，陈先生让我开一门投影几何学的课，他认为毕业时有点教学经验是有用的。
班上约有三十人，纪律很好。林节玄给了我一些讲义，我很快便上手了。问题是学生听不懂我浓重的口音，其中一个还跑到系主任和院长那里投诉。陈先生一下子紧张起来，叫伍鸿熙来看看。伍说我的教学可以，但口音确实是个问题。幸好过了不久，班上习惯了，就连那个投诉我的学生也到系主任和院长那里改口说我是好老师。从那时起，情况慢慢好起来了。
我开始找工作了。陈先生提议我去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看看，他认为到另一所大学访问对我有好处。他找到石溪数学系的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资助这次访问。当时劳森也在那里，石溪正想聘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