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莫里的健康出了问题。不出一年，出现了帕金森病的症状，病情急剧地变坏。亲眼看见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一天一天地衰弱，我心里难受得很。
选择陈先生当导师后没过多久，便能感到身处系内强势的一群之中。大家公认陈省身是当代华裔中首屈一指的数学大师。他对数学的贡献很大，其中最著名者为陈类的创造。陈类是把流形分类的一种方法。所谓流形，是指一类拓扑空间，它们犹如地球的表面，站在每一点游目四顾，周边都是平的一样。陈先生是1960年到伯克利的，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十一年。他到来后，伯克利的拓扑和几何都得到加强，数学系的招牌已在全世界响当当了。
陈先生不仅在数学上卓有成就，也擅于经营人际关系。他喜欢酬酢，不时在家宴客。陈师母乃烹饪能手，做的中国菜很有名。成为陈先生的弟子后，我被吸纳进了他的社交圈子之中。
陈府地处埃尔塞里托山上，在伯克利的北面，可以远眺旧金山海湾和金门大桥，非常壮观。陈先生甚至雇了园丁替他料理花草，花园收拾得漂漂亮亮。我与其他教员和学生好几次上他家出席晚宴或派对，有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教授是常客，他们是拓扑学的项武义和几何学的伍鸿熙，代数学者林节玄不时也会出席。
陈先生华丽的居所令人羡慕，但很快我便要回到现实中伯克利市区残旧的居所了。夏天临近时，室友要搬走了。这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在仅仅和校园一街之隔的欧几里得街找到一个单人公寓，月租只需九十美元。尤有甚者，中大同学郑绍远夏天就来伯克利念数学了，也在找落脚的地方。他6月到埠后，我们便住在一起。公寓不大，仅仅可容两人凑合，但方便得很。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在酒吧的楼上，到了晚上尤其是周末会很吵闹。不过我们当时年轻，丝毫不当一回事。
对付声浪的良方是晚些上床，到凌晨四时才睡，其间聊天、看书或做数学。我不像原来那样早睡早起了，不再不停地上课了，故此影响不大。孔夫子如果知道我不再整天学习，或许会有点儿失望。我抽时间多思考整个数学，在千头万绪的可能性中应如何向前走，这样做使我看到了新的方向。
总结一下，去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可说是个不错的开始，然而把群论用于几何，还是几何用于群论，无论哪一条路都不会走得多远。几何的天空应该更为宽广，一个大有作为的方向是复几何，它研究的对象是能用复数坐标描述的空间或流形。复数具有实和虚两部分，虚指的倍数。我参加了由小林昭七教授负责的复几何研讨班，他鼓励我攻读德国数学家弗里德里希·希策布鲁赫的著作《代数几何中的拓扑方法》，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我独个儿研读它，完全浸淫其中。有趣的是，我是从这书而非从我的论文导师那里认识陈类的。
希策布鲁赫的书和相关的论文读得愈多，就愈觉得这科目的层次甚丰，使人愈走愈深入，同时也看到它非常宽广，和很多数学领域都有本质上的联系，给我提供了向四周探索的可能性。我开始殷切地寻找可供研究的题目。我亦跟陈师说了，希望能聚焦在复几何而非初来时的泛函分析上。
陈先生似乎赞同我的意见，但没有很明确地表示出来。可是到了1970年8月他从普林斯顿回来，情况就不同了，他戏剧性地提议我改变方向。普林斯顿的安德雷·韦依（AndréWeil）是声望极高的数学家，陈师在那里跟他谈了一次，十分兴奋。韦依指出，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1859年黎曼提出了他的猜想，用以解释质数不依常规的分布。伟大的黎曼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出答案。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还不知这猜想的对错。
陈先生期望我能破解它。我正急于定下论文的题目，陈先生催促我立时开始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出于个人的品位，我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研究大问题往往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必须靠激情始能坚持下去，因此我不为黎曼猜想所动。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
而且那时候，我的心早已被卡拉比猜想占领了。这是很难解释的，就如世上美女千千万万，但只有一个，即八个月前在伯克利数学图书馆邂逅的那位，才刻骨铭心。我对卡拉比猜想也有如此的感觉。但我心知这是个长远的计划，不能以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因此还需另找一个比较能轻松应付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