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萨拉夫回到了伯克利，在这之前，他在日本停留了一段日子。他试图让我接触美国的事物，带我到旧金山市区和郊外观光。他也邀请我到他家参加聚会，会上大麻烟随意地传，人们大方地分享，不断问我要不要吸一口，但我都谢绝了，至今未曾试过一次，纵使这在伯克利是再普遍不过的事。从萨拉夫和他朋友的言谈行为之中，我也约略了解到嬉皮士的行径。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和我在香港乡村长大的规行矩步毫无共通之处。在那里，人们胼手胝足，不辞劳苦地谋生，娱乐性药物并无立足之地。
我不随意评价别人，也和所谓嬉皮士为友，但从不做那些打扮，也绝不尝试毒品。那时我滴酒不沾，作为较年长和人生经验较丰富的友人，萨拉夫认为是时候让我喝点酒了。第一次喝酒的机会来自数学系的野餐，就在伯克利山高处的蒂尔德公园举行，莫里特别叫我参加。会上有啤酒，我拿了一大杯，仰首一饮而尽。不到十分钟，我就头昏脑涨，只好跟莫里说我要回去了。他送我回去，到家是下午三点，立时上床大睡，直至次日的中午才醒来，至此始知自己对酒精敏感。从那时开始，我对喝酒十分小心，只在有需要时喝一点点。
母亲在困难时期（差不多覆盖我整个童年）会到教会拿救济品，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教会中的美国人，其中有些就住在伯克利，他们邀请我去家里过感恩节。我对感恩节一无所知，但看见大学校园到了11月底就变得空空如也，可以推测它是个大节。大批宾客出席了他们的节日晚宴，其中有些明显是亲戚，有些如我一般就是误打误撞便来了。
赴会前，他们说得带不超过一美元的物品作礼物交换之用。我从装饰店买了一件水晶的摆设，和其他礼物一起放在桌上。可是没有人选我的水晶，使我有点儿难堪，但它对我也没用。那晚过后，还是对感恩节不大了解，只是饱餐了一顿，或许我只需要知道这个便够了。
圣诞节很快便来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圣诞，这一次也是如此。但我发觉美国人对这节日特别重视，校园再次空无一人。整整两星期我孤身一人，幸好数学系图书馆除圣诞日外仍然开放，对我来说可谓圣诞奇迹，心中感动得很。
一年级的研究生没有办公室，图书馆实际成了我的办公室，我常在那里流连，没有课的时候就往那儿跑。当时数学学报的种类比现在少许多（当今估计有两千种之多），我习惯翻开图书馆收到的每一份数学学报，试读其中的文章。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内容，好歹也会知道谁写了什么，这让我能够掌握每个数学领域的轮廓，并在脑海中形成广阔的画面，看到哪些科目可以互相配合。
圣诞假期间，图书馆实际上几乎被我一人独占，只有一次难忘的例外。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进来借书，她和我年纪差不多，看来百分百是中国人。我顿时被她吸引住了。我故作目不斜视，但馆内人数寥寥，很难办到。虽然怀着强烈的兴趣，但我保持沉默，没有冒昧上前自我介绍，这不合礼数，交谈要留待正式的介绍之后。
圣诞假后学期重开，才知道她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就住在附近的国际楼，仅此而已。数学系的主要演讲都在邻近物理大楼的勒孔特堂举行，偶然看见她也来参加，但我们并无交谈。我压抑下来，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半。然而，等待是值得的。从那时起，我便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时断时续的追求，最后修成正果。
除了在图书馆的惊鸿一瞥外，其他的发展就缓慢得多了。图书馆里有一整个书架都是欧拉的文集，伟大的欧拉生于18世纪的瑞士。若非书是用拉丁文写的，我必会阅读；可是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只好看期刊上的论文了。
我看到一篇新近由普林斯顿的约翰·米尔诺写的论文，题为《有关曲率和基本群的一个注记》。这一次我不仅看了全文，而且还进一步思考，似乎可以推广论文中的一些想法。当时独个儿留在图书馆很空闲，又没有别的事情干，而这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心中燃起了异样的火花，觉得这次要做点数学了。
米尔诺文中提到亚历山大·普雷斯曼（AlexandrePreissman）的一条定理，我立即把它找来了。这定理适用于带“负”曲率的空间，这类空间状如马鞍。在马鞍或这类空间上面画三角形，作图方法是先固定三点，然后把任何两点用在马鞍上最短的线连起来，便形成在马鞍上的三角形。这样的三角形的内角和会小于180°。（在具有零曲率的空间如平坦的纸张，上面的三角形内角和必然是180°；而在球面上的三角形，内角之和却大于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