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摄于崇基书院毕业典礼。
我没有反对的理由，我考了GRE、托福和其他相关考试，幸好成绩都不错。其间萨拉夫也给他在数学系的朋友唐纳德·萨拉森（DonaldSarason）写信，把我的数学潜质吹捧了一番。萨拉森把申请表寄过来，并且说就算没有本科学位，他也有办法把我弄进研究院。于是我便照办如仪（难道不办吗？）。1969年4月1日，消息传来，我被录取了，这可说是我一生之中收到的最重要的消息，顿时意气昂扬。
不单如此，萨拉森还替我弄来最丰厚的奖学金。IBM捐出的一年三千美元，对我家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十分有用的了。很幸运能得到这前所未有的优待，就我所知，之前从来没有大三的中国学生能被伯克利的研究院录取，并且获得如此优厚的奖学金。我可以肯定当时负责录取研究生的小林昭七教授，还有著名的华裔几何学家陈省身，都在其中出过力。我很感谢萨拉夫、萨拉森、小林、陈省身，其中尤以萨拉夫为最，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无法到伯克利去，甚至连离开香港也没可能。
1969年7月，陈省身来香港接受荣誉学位，并在香港大学访问，发表演说。我安排了去见他。早在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一篇文章，称陈省身为中国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世界知名，广受尊崇，那是我首次知道中国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长久以来，中国人在科学上有种自卑的情结。直到1957年，中国出生的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终于将之稍稍开解了。杨、李获奖及陈的声名鹊起，说明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也占一席位，他们的成就及伴随而来的荣耀，给全国人民，至少是知识分子以希望。
1964年，杨振宁在香港做公开演讲，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虽然没法去听演讲，但从报纸上能读到部分内容，深受鼓舞。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学子的前景更为光明，可说十分幸运。
也应当说，我的前景更为光明，我要到伯克利去了。陈省身知道他的学校收了我，见面时只问我是否会去伯克利。“是的，”我答道，“我会去。”这大概就是那次会面的全部对话了。将来我们要说的话会有很多，这次短促的会面是一个长久而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起点。
虽然告诉了陈我会到伯克利去，但还有老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没有足够的经费，也没有签证。那时要拿到往美国的签证并不容易，环球航空的一个旅行社职员告诉我们几个学生申请签证的程序，希望我们通过他来订机票，可是泛美航空的机票比较便宜。我最后光顾了泛美，他知道后脸也黑了。
母亲知道我要到伯克利去十分高兴，但一想到将要离家万里，又担心起来了。大哥成煜去年得病，发现脑里长了肿瘤，我对留下她一个人照料兄长，心里也不踏实。成煜开刀以减轻颅内压，我家又要面对另一个考验了，所以这次分离十分难受。然而，我强烈地感到必须挣扎成名。机会难逢，首先是萨拉夫来港才让我有机会到伯克利去，同样的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我要好好地抓紧它。我跟母亲保证，哪怕是在一万多公里之外，我也会跟她密切联系，定时写家书，并且每月寄钱回来。
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想着一踏足美国，各种机会便会接踵而来。但我心中也不无惴惴，除了襁褓期间在内地那几个月，我从未离开过香港。从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看，这都是场探险之旅。不过，二十岁的我胸有成竹，有信心接受未来林林总总的挑战。
1969年9月初，我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热切地展开对新世界的探索，希望以数学为出发点，依靠它的指引，照亮我寻找真和美的旅程。轻装上路的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还有口袋里不足一百美元的钱。我跟朋友、亲人，还有多年来购置的数学书籍道别。想不到后者影响了弟弟成栋的命运。我将要入研究院，而他则继两个兄长之后，进入崇基读一年级。
在美国大学，学生在选定主修前，可以有几年做考虑，但在香港则不然。成栋那时还是少年，但已经要决定将来念什么。母亲是这样看的：“你哥哥在家中留下这么多数学书，你也念数学好了。”于是他就言听计从了。这便是中国人的做法，只是随着机会，而不用思前想后，仔细推敲。幸好一切顺利，他数学念得不错，似乎也蛮喜欢。
虽然选择部分是被迫，成栋也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他的职业。有天，他也许会把数学书送给某个稚嫩但勤勉的后辈，从而决定他要走的路，也不知对不对。不过我认为如若真能学习数学、成为数学家，也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