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早上七时起床梳洗，匆匆吃罢早餐后，便赶回学校。从公寓走路到数学系的所在地坎贝尔楼（一年后搬到埃文斯楼）大约要二十分钟，通常我沿着著名的电报大道走，那里有不少怪模怪样的人，穿着颜色鲜明和与众不同的装束。他们有的在摆摊子，卖一些香料；有的则在行乞，不住地说请施舍些零钱。但我不理睬他们，我闲钱不多，没法子做好心。
回到学校，整天都待在课室、图书馆或者讲堂。俗语有云：“只读不玩，变作闷蛋。”如果这谚语是对的话，那我便是一大闷蛋了。很快便发现，在小小的崇基所学的不算太多，我就像活在小水塘之中。相比之下，伯克利的数学系要大许多，各式各样科目的课都有。心中渴望追回损失的时间，我一头栽了进去，尽量吸收知识。虽然前景仍未清晰，但时刻以诗人屈原的句子鞭策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管那路有多漫长，只要不乏味便好。屈原是父亲心爱的诗人。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鼓励，我想起孔夫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比屈原早生好几百年，他的语录很精警。那时我整天都在艰苦攻读，没时间去想；夫子在世，一定会赞赏有加。
除注册的三门课外，我还旁听了六门课，此外还参加其他讲座和研讨班，反正时间塞得下的我便去了。伯克利的资源令人艳羡，系中不乏卧虎藏龙之辈，就是学生中也有不少明日之星，如我的同学比尔·瑟斯顿（BillThurston）便是未来的菲尔兹奖得主，菲尔兹奖一般被视为“诺贝尔数学奖”。除了正式的课程外，数学系每星期都会举办特别的讲座和研讨班。
好像一个饿得半死的人，突然面对随便吃喝的自助餐，我一概鲸吞。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渴望，另一方面能力也容许。我的相识不多，也没有什么教学任务，更没有什么追求来消耗时光。在这阶段，数学是唯一的焦点，我远涉重洋即是为此而来，它占据了我差不多所有时间。我从早上八时起一直上课，有时课与课之间只有五分钟时间，但要从校园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
往往午饭的时间也省了，教授在前面讲解，我拿着三明治坐在后排吃，免惹其他人分心。到了五点课完了便回家，途中会在大学的大书店翻翻新到的数学书。离公寓不远处有间超市，我会顺道买些东西回去。你可以说那些日子的生活十分简朴，以数学始，以数学终，中间还是数学。
我在第一个学期选修了埃德温·斯帕尼尔（EdwinSpanier）的代数拓扑学、布莱恩·劳森的微分几何学和查尔斯·莫里的微分方程，此外还旁听了代数、数论、群论、动力系统、自守型和泛函分析等课。
修读的三门课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来伯克利之前，我自以为了解拓扑学，它研究最广义下物体的形状以及分类，但代数拓扑课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把拓扑问题化为代数问题处理。开始时有些紧张，因为学生比以前上课时更加投入。我没有打算说很多话，但其他同学则踊跃发言，似乎头头是道。几个星期后，我把课本（就是斯帕尼尔本人编写的）看了一大半，发觉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吹牛瞎说。
劳森的课启发了我对几何学的兴趣。几何和拓扑相似，都是有关物体的形状，但更具体一些。在几何中，球就是球，方体就是方体，它们是很明确的；但在拓扑中，球和方体却属于同一类，即是说，它们是等价的，乃因球和方体能通过弯曲和拉伸由一个变成另一个，而在变形的过程中无须将它们切割或撕裂。
在香港时，我视数学为抽象的东西，觉得愈抽象愈好，愈接近数学的精髓，这种想法并不成熟。我原先打算研习的，乃是抽象的题目如算子代数之类，它属于泛函分析的一支。在崇基书院时，受到讲师埃尔默·布罗迪（ElmerBrody）的启发而产生兴趣，我看了不少泛函分析的著作，甚至还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卡迪森（RichardKadison）和麻省理工的欧文·西格尔（IrvingSegal），向他们要论文的复印本，却并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多年后，我与他们终于见面了，他们竟待我如老朋友，还请我吃晚饭呢。
球体、立方体、棱锥等皆是不同的几何形体。但从拓扑的观点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的形体却是相同或“等价”的；它们都能通过拗弯、拉伸、挤压，即在不撕裂或不切割的情况下由一个变成另一个。（原图引自顾险峰和尹晓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