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久，我发现一年级的数学课太容易了。系方允许我不上课，只需出席考试来证明实力。于是我可以腾出时间应付更艰深的课程，包括线性代数和高等微积分。高微的讲师叫周庆麟，他在纽约大学的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念了硕士，后来在英国拿了博士学位。
在周庆麟的班上我学了狄德金分割。这是18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理查德·狄德金（RichardDedekind）发明的，他是大数学家高斯的弟子，和伟大的黎曼同时代。利用这个方法，狄德金从整数（即正整数、零和负整数）开始，构造有理数（如1/2、3/4等分数）和无理数（如、圆周率和不能表达成分数的数）。有理数和无理数一起构成所有实数，它们对应于数在线上的每一点，或者说包括整数和整数之间的所有数字。
这方法从小学生熟悉的整数开始，按部就班地造出繁复的实数，令我目瞪口呆。这种激动似曾相识，那就是初二时学习平面几何，由几条简明的公设开始，推导出许多深入的结果一样。我写了封信给周庆麟，表达我的激赏。我告诉他：“我终于了解数学之美了。心爱的数学原来真的能成就我之所想，令我的疑虑一扫而空。”不久，我发现它有更大的作用。
我不知道周庆麟读信后有何反应，记忆中他没回复，反应应该是不错的。可能是喜见我对这科的激情和正面的态度，不久我们成为朋友，他邀请我上他家好几次，非常贴心，他太太也挺和蔼。但问题是他家中的八只猫，整个住所弥漫着猫儿的气味，把我差不多熏晕了。我必须竭力假装如常，不动声色，不让自己夺门而逃。
总的来说，崇基的第一年是美好的时光，数学之外我还修了中文、英文、日文、物理和哲学。在哲学课中，我们不但学习大哲学家的学说，还学习学生（或一般而言，个人）应如何立身处世。书院不大，大家都互相认识。海就在附近，我们时而畅游，时而在海滩嬉戏，这样的生活谁不喜欢？
第一年好玩，第二年更令人兴奋，学习也渐渐地认真起来了。中文大学正在发展，崇基是其中的一员。李卓敏校长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锐意发展。在他的努力下，理学院新来了好几位博士，其中包括斯蒂芬·萨拉夫，一位新从伯克利到崇基任教的年轻数学学者。
萨拉夫可说是我第一个遇上的懂得当代数学的人，他用“美式风格”讲授常微分方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和投入讨论。这种方式对中国学生（包括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我们一直被要求安安静静地听课，不可打断老师的话题。萨拉夫这种自由奔放的教学风格，比较随性和自然，但有时也会在讲课中间碰到困难，呆立当场。在这些场合，我就会出手相助了。如此一来，我很快便引起他的注意。有时觉得可以时，他就让我上一部分课。我也常常到他家中，帮他准备讲义，或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
某天，萨拉夫想到可以把这些讲义结集起来，以此为基础写一本书，于是我们合作起来了。然而，这书要出版并不容易，因为序言中清楚看到我只是个少年。不过，等到多年后我已颇有名气，这书终于出版了。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读遍了参考书目中所列的文献。
萨拉夫说，如决心在数学中创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出国留学。由于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平平，中文科尤其不佳，我拿的奖学金只有其他人的一半。他知道后十分不满，大发雷霆，认为我这样的天才学生应该多拿奖学金，但校方对此无动于衷，这令他更恼火了。
崇基体育部的主任卢惠卿也是伯克利来的，她力劝萨拉夫罢手，说坚持下去只会令情况更糟糕。她知道我家缺钱后，提议挣钱的另一方法，就是给校内的教授教太极。教员中很多是老外，对太极这国粹并不了解。坦白讲，太极并不是我的强项，但借此挣点钱也算轻松，我很感激卢的安排。
1968年，在崇基书院向外籍教员教授太极。
大二时的另一新发展，是有机会定期和中大其他两间书院，即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的师生接触。联合书院刚刚请了来自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奈特（JamesKnight），他的数学很好，我修了他的代数课，讲得很精彩，我们相处得很好。到了学期结束时，奈特把他博士论文的原稿送给了我，回剑桥当讲师去了。可惜约十年后，他在摩托车意外中去世，我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