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替人家补习，另一方面应付学校的功课，我忙不过来。升上了高一，除了数学成绩优异之外，国文和历史都很好，母亲十分欣慰。虽然当家教老师原来是为了钱，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使学生更容易了解数学的过程中，我对所教授的内容理解更深了。此外，教数学也有满足感，这个发现，促使我沿着既定的路径前行。
在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华罗庚的书，使我更添动力。华罗庚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这本有关数论的书带我走进高等数学的世界，使我大开眼界。我又看了他的其他好几本书，都写得很精彩。我了解到数学可以很美，令人赞叹。在那段日子中，这些和其他的启迪，如学习欧氏（平面）几何，使我感到数学的召唤。如果说当时华罗庚的书，使我在父亲走后的绝望和空虚中看见了方向，找到了热切追求的目标，这并非言过其实。当然，还有几年的中学要念，还要花些时间上大学，我才有机会在数学天地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高二那年值得一提的是学习微积分，三百五十年前牛顿和莱布尼茨发展出来的绝妙方法，到现在还是数学和物理的主要工具。
就在这时，我们终于能从“猪屋”搬到较好的住处了。新房子在沙田一个松树围绕的地方，旁边还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建造房子不用花很多钱，朋友、亲戚、邻居和政府的救济部门都帮了忙，母亲希望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以想见，地方很小，只有一房一厅，家中七人仅仅够用。而一如既往，里面的陈设简陋，没电供应，用的是火水（煤油）灯。煮食时烧柴，也没有自来水。附近有不少蛇出没，有的还是有毒的，我的任务是对付入屋的蛇。
我搬回沙田，睡在阁楼上。阁楼要用梯子爬上去，天花板很低，我只能爬行，或勉强坐着。时而看见有毒的蜘蛛和蜈蚣，必须小心翼翼。纵然如此，经过一年独自睡在空荡荡的课室，我还是很高兴能和家人住在一起。
新居四周，田园景色宜人。母亲在园里种了些果树，还养了狗、鸡、鹅等，屋子登时增添了生气。鹅尤其有用，它会把不速而至的蛇吓得逃之夭夭。
到了高二，我们要准备会考了。在香港，所有学生必须会考及格，才算中学毕业，有资格升上大学。我会考的成绩尚算不俗。高三时，在父亲的学生李伯荣家中住了数月，为他的侄儿补习。他的家美轮美奂，有些设施甚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还雇了几个用人。我留意到不只我这个家庭老师受到礼遇，甚至连用人也没被呼喝，这使穷孩子出身的我心感欣慰。如果不是这样，心中定会十分不安。豪华的睡房和先前睡的阁楼，或者天台小学的长桌真有天渊之别，在短短的日子中，我感到自己被宠坏了，同时也体验到“那一半”人的生活。当然，我并非羡慕有钱人的种种奢华，但亦知道当你不用为衣食劳碌时，生活可以更美好和安逸。
高三的头等大事是大学入学考试。我最要好的朋友徐少达在学校常常考第一，却在入学考试的中文科中被刷了下来，因此不能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少达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人，毕业时，他在差不多所有科目包括数学中都拿了大奖，校长甚至特地为他说情，但中大依然不为所动。制度毁灭了他。在对香港失望之余，他决定到海外留学，次年便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我也想过留洋，但仅是高昂的报名费，已非我家能负担的了。
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遇到些麻烦。念中文中学的学生本来是不能参加英国的普通教育文凭考试（GCE）的，但我还是找到办法参加了。这个考试和美国的SAT相似。我的数学和英文都考得不错，但化学科太重视实验了，我没能考过。培正没有适当的实验设备，只好在友人的地库凑合些设备进行实验，成绩差自然可以想象了。我因此没能申请英国的大学。好在我的英文考试及格了（和我的朋友徐少达一样，我为了英文费了不少工夫），终于得以进入香港中文大学。
崇基书院是中大的成员学院，父亲曾在那儿任教。我选择崇基，感觉上亲切些，兄长成煜也在那儿念书。虽然我没有跟随部分同学到海外留学，但并非放弃了这念头。要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始终还是要到欧洲或北美去。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满足于当前的崇基书院，在1966年秋天入了学。
数学系的系主任谢兰安是父亲的旧识，人很和气，但不算是很有成就的数学家。开学时，他给我们约十个新生致辞，勉励我们。他说：“你们来这里，目的是研究数学，但现实很残酷，你们未必能成为数学殿堂的柱石。虽则如此，至少你们可以为它涂上点油漆。”这些话未免令某些人气馁，我却备受激励。他指出每个人，都能对数学的发展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