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这不是安居之所，只是租金便宜，在负担的范围之内。父亲和成瑚去世后，长姊成珊去英国接受护士训练。十人之家剩下七人，都挤进小小的棚屋之中，设备简陋，可想而知。邻家的小孩都笑我家穷，房子又破，瞧不起我们。
对这样的嘲弄和轻视并非新事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不能否认，我家正处于困厄的最深处，只愿否极泰来，不久情况便会好转。
这时大舅提出一个办法：他在新界建一个农场，我们不要上学了，索性跟他打工，投身养鸭的光荣传统。或者有人会认为这是个大方的提议，对我来说却是个噩梦。幸好母亲站在我们一边，拒绝了他。虽然身处逆境，她也知道接受了这建议，我们的前途也就完了。她期望我们依照父亲的遗愿，好好读书，成就学问，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便走多远。她和父亲的想法一致，相信求知和修身比赚钱重要。父亲曾告诉我们，生命中除物质欲望外，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
在匮乏的环境中只好挣扎求存，然而母亲熬过来了。她筹措经费维持家用，让我们继续上学，这使周围的人包括一些老师都感到愕然，他们原本都以为丘家的孩子随时都要辍学了。母亲多年来营养不良，兼有贫血，但她竭力使我们吃饱。有时温习到了夜深，精力开始退减，她即准备美味的牛肝汤或猪脑，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回顾母亲的一生，她受到威胁时所显露的力量和决心，着实令人吃惊。有人说我之所以出奇地坚毅，这种特质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来，我相信部分继承自母亲。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之中，她仍然激励我努力读书。当我最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时，她看到过往的努力得到回报，不禁老怀安慰。
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亦感谢母亲没有听她兄弟的话，让我们去养鸭，从此度过平凡的一生。她的决定不只符合父亲生前的冀盼，同时也是我的志愿。虽然只有十四岁，我已经决心在学术界闯出名堂。
要这样做，第一步是把我休假时错过的所有考试补回来，接着好好准备三年级的期末大考。我一如既往，在数学科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他科目的表现也不错，只是体育科依旧不行。
从现在的住所“猪屋”到学校的路程比以前远，我先要步行一小时到火车站，这样一来一回就更花时间，剩下来做作业和睡觉的时间就很少了。父亲的一个学生李锦镕伸出援手。有次台风袭港，死了不少人，摧毁了不少房子，于是政府建了不少七层高的楼房来安置灾民。锦镕先生在其中一幢大厦的天台办了一间小学，小学在培正附近。他提议我晚上在学校留宿，这样一来，便可以省下不少来回学校的时间。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空时帮着看管小学生。和我一样，这些小孩都来自贫穷的家庭，大部分都很乖。不过，住宿的条件简陋，说什么都没有也不为过。床是没有的，我通常睡在一张长约1.5米、宽约0.6米的长桌上，那是学生上课时用的。幸好当时个子还不是很高，但也从桌上掉下来几次，它真的太窄了。同层有一个厕所，既不卫生，气味也大，只好忍受。墙上却有很多涂鸦文字，还记得其中两句：“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厕所文章还是有点意思的。一楼有商店和食档，一港元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份煲仔饭。
有几个父亲教过的学生住在大厦附近。他们晚上会来课室走走，聊天、讨论学问或下棋，但他们不会逗留很久，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独自读书或做点别的。如睡过了头，小学生回到学校，会用力地又拍又戳，直至我醒来为止。一个人很孤单，和之前大家挤在一起实在有天壤之别。每隔两个星期，我便会回家看看，清洗校服，如此而已。然而，自力更生地独立过活，也是一种历练。
我仍然需要挣点钱，一方面自用，另一方面拿回沙田的家去。那时，成瑶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她在小学任教，赚钱养家。大姊成珊知悉父亲去世后，即从英国寄钱回来，我也要有所表示。
从1964年开始，我替别人补习数学，这可说是跨向我未来事业小小的一步。当时我十五岁，我的学生不比我年轻多少。开始时并不容易，我不知从哪里找学生。幸好培正的同学曾英材觉得补习很好玩，他家有电话，于是在地方报纸上登了广告，但到了后来，他自己反而没有当过家教。
如此这般，我找到了第一个学生阮伟亭，他来自某著名中学，比我只低一年级。每月的薪金是二十五港元，扣除车费后，便所余无几了。但这只是个开始，母亲通过政府机关，又找到了几个学生，我很高兴可以给家里多点钱。学生中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女生，比我小几岁，数学一直不及格。她搞不懂简单的算术题，譬如“假如在农场看到36只鸡脚、28只牛腿、16只马脚，一共有多少动物？”学校教她背诵公式，但我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其他问题也如此。她的妈妈看见教的方法超出了六年级的水平，不禁紧张起来，但我的做法很快便见效了。不到一个月，她的数学测验都拿满分。她妈妈乐疯了，要我替她女儿补习英文。我回绝了，心知自己的英文不行，甚至在美国这么多年后，还只是稀松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