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情欲，它大部分都在我的工作中消耗掉了。听说我在写《自传》，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就说，希望我能实话实说。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性生活。在我看来，这方面并不重要，对一个人的心理更有影响的，恐怕是饥寒与穷困所带来的羞辱。
我的性生活具有周期性，这一点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但在我的生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创作，并不是性生活。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不想多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那些导致男女关系的经过。
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偶然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我刚从纽约回到洛杉矶。晚上，我很早就回房去休息。我一边哼着一首流行歌曲，一边开始脱衣服。当时哼着哼着就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儿事情。但这时，隔壁有个女的就接着往下哼。之后，她又停下，我又接着哼。我们就这样哼完了那支歌曲。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她认识，那样很冒险，加上我又不了解她。我之后又用口哨吹那只曲子，她又把先前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
“真有趣呀！哈哈……”我大声笑道。
“你说什么？”隔壁传来的声音。
“你肯定是刚从纽约来的，对吧？”这时，我对着钥匙孔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她说。
“那你就把门打开吧。”我说。
“但你不许进来，我就开一点儿。”
“我不进来，保证！”
门开了一条缝，约四寸宽，一个十分娇媚年轻的金发女郎窥看着我。我只知道她穿的是一件丝绸睡衣，很迷人。
“不许进来！你进来我就要打你！”她说，挺逗人爱的。一嘴雪白好看的牙齿露了出来。
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一下招呼，介绍了一下自己。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跟她打招呼，即使在旅馆休息室里碰到，向她点头也不行。关于她，我就知道这点。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她都主动来敲我的门，刚开始还好，但后来我就厌倦了，甚至都不答理她的敲门，还从里面把门反锁了。当然，她很生气，白天见面时就冷冰冰地瞪我一眼。就这样，我在旅馆折腾了五个晚上。我觉得还是赶紧离开那里较好，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又搬回体育俱乐部去住了。
在新制片厂里，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狗的生涯》。这部影片具有讽刺的味道，将一个流浪汉的生活与一条狗的生活进行对比。故事的结构就由这一中心思想形成的。围绕着故事结构，我穿插了各种笑料和打闹动作。虽然这些打闹的笑片都很简单明了，但却含有深意，并且新鲜玩意儿也不少。当然，笑料必须要符合剧情的发展。
每一组镜头都符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都是由上一组镜头连续引出来的。这样，所有的镜头结合在一块儿，就成了一个整体。
奇斯顿电影制片厂时期，流浪汉的动作受情节的束缚还不大，比较自由。那时，流浪汉只是根据自己衣食住行的情况本能地进行活动。但后来伴随着新笑片的不断问世，流浪汉也有了感情，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样一来，由于打闹动作要与心理相符合，流浪汉就受到了限制。后来，我把流浪汉想象成一个丑角，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编剧的技巧不断地发展，但我拍笑片的自由却逐渐受到了限制。有位影迷来信说，我近来拍的影片没有在奇斯顿拍的影片好，那时我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而现在却是观众牵着我的鼻子走了。
我给笑片定的基调常常是音乐给我的启发。我给影片《移民》定的基调，就是受了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发，它在凄凉中透出的亲切，让我想到了在愁苦无奈的日子里，两个孤苦无依的人结婚。
通过一些简单的小调，我想出了另一些笑片。配合1914年流行的二步舞曲《芥末太多了》的调子，编成了《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笑片。《维奥莱特拉》这支歌给《城市之光》提供了基调，《古老的日子》给《淘金记》提供了基调。
我对故事片的许多设想早在1916年就有了。有一部影片利用引力定律，还可以演出许多玩意儿。这部影片，要讲的是去月球旅行，但在那里看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滑稽场面，嘲笑文化的进步。我想到了一顶可以闹出种种笑话的无线电帽子，还有一台进餐机器。后来，我在《摩登时代》里用上了这台进餐机器。
我是怎样想出来那些影片的笑料的，对于记者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至今也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长期以来，我发现，是强烈的欲望产生了那些笑料。不断地努力思考，不断地想象，经常注意可能刺激想象的事物，主意就有可能诞生了。当然，初具雏形的每一个笑料，必须要经过合理的归纳后，才能发展成为一部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