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醒”过来时，一副迷茫的神气，假装说很疲惫。其实，这场打赌，她可以赢的，但为了玩笑，她放弃了。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她也挺有幽默感的。
在奈尔斯，我拍了四部笑片，但我总感觉不满意，那里的设备不太好。在洛杉矶拍笑片的设备比较好，于是我就建议安德森，让我去那里。他最后同意了。在洛杉矶中心博伊尔高地，他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拍一部新的笑片，市价就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放映我的笑片的所有戏院，如果放映的一部片子长达两本，每天的租金至少是五十元。这样的条件以前可没有过。这样，在每一部影片上，公司预收的租金就在五万元以上。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斯托尔旅馆，接了一个紧急电话，是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的。他们转告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电报，邀请我到纽约马戏场登台，给我二万五千元，并且不妨碍我的正式工作。
我马上就去旧金山找安德森，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找到他。我把收到的电报告诉他了，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挣那二万五千元，离开两周。我还说，去纽约的火车上，我就可以编剧，影片到那边后就可以拍好。但他没同意。
在我卧室，只要一说话，旅馆里所有的屋子都会有回声。我很不甘心，于是，我就大喊：“我不想放弃，二万五千元啊！”
这时，楼上就有一个人喊道：“混蛋，别废话啦！睡觉去吧！”
这时，安德森给我电话，说只要我再给埃山奈拍一部笑片，长达两本，那二万五千元，他第二天就来给我钱，还要签一份协议。之后，我就准备上床睡觉了。可是，我忽然想起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了，于是，我又爬起来，推开窗子，冲楼上说：“你他妈的！”
第二天，安德森就带来二万五千元，这是一张支票。可两周后，原来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就关门大吉了。我真的好走运啊！
到洛杉矶后，我的心情很好。因为这里的制片厂离雪尼的住处很近，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他。雪尼见我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就想专门替我管事。据报道，我的声望每拍一部新片就往上升一级。在洛杉矶，我明白自己很受人欢迎。但没想到在其他地方也很受欢迎。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都在出售，模仿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肖像。卓别林的节目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她们都穿着大皮鞋和肥裤子，戴着圆顶帽，贴着小胡子，唱《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各种各样的广告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要答复一堆堆的影迷信件，也成了一个问题。雪尼说，所有的来信都要回复，必须再找一位秘书，开销多一笔也无所谓。
雪尼建议安德森出售我的照片。另外，他还说，那些更大的戏院要购买我的影片，定价就应该根据座位的多少按比率增加。这样的话，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出十万元以上的收入。但安德森却不这样认为。理由有三：第一，它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第二，很少电影院老板愿意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第三，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方式与规则不可改变。
实际上，雪尼的建议后来在《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看了这条新闻后，我算了算，自己的周薪才一千二百五十元。于是，我就开始发牢骚。签合同后，每两三个星期，我就拍好一部笑片。很快，斯普尔来洛杉矶，说我每拍一部影片，就给我一万元红利。于是，我的精神就好多了。
D.W.格里菲斯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大约就是这时拍好的。一夜间，他就成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这毫无疑问。他拍的影片总是能够独创一格，尽管有些不足，值得一看。
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取笑《嘉尔曼》(1)的一部两大本影片。我离开埃山奈后，该公司擅自修改我的影片。于是，以后每一份合同上，我都作了这样的规定：我已经摄制好的所有影片，公司不得擅自进行修改。
快到合同签订的期限时，斯普尔来找我，让我给他拍十二部影片，都是两大本的，他给我的报酬是三十五万美元，并且制片的一切费用都由他付。我让他当场把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付给我，他却不肯。就这样，我们拜拜了。
我的未来是什么，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在圣莫尼卡海滨的一所房子里居住。有时候晚饭就在圣莫尼卡码头的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