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以十分焦灼的心态注视着那个东北亚半岛的局势。一天，中国在日内瓦的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为中国总理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当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他是决定朝鲜半岛战与和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第二天邀请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总理的秘书在我们临出发前打来电话说，因为会议上出现了点意外，总理阁下可能会被一些事情耽搁住，晚餐时我们不必等他，他晚些时候就会到。
没想到我们到那里时却看到了周恩来，他站在寓所的台阶上，正在等着我们。我急于想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便问他可否告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卓别林先生，以和平的方式，问题在五分钟前就解决了。”
以前，我听过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绕过雪山和草地，到了贫瘠的中国西部。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分散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又被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在北京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晚宴期间，周恩来向我讲了一件事，说的是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城。当时，有一百万的北京市民在街道上欢迎他。在北京宽阔的广场上，他们搭建起一个大台子，高十五英尺，一百万人刚看到毛泽东从台子后面登上阶梯时，就掀起潮水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毛泽东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国，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那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著名长征，受了不少的苦，甚至差点儿得病而死。当我看着他那张永远精神饱满而又英俊的面庞时，不禁为他依然保持着年轻和沉着感到惊奇。
我说，在1936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的上海。
“是吗？”他想了想说，“很可惜没见到你，那年我们刚好成功转移到西部偏远地区。”
我开玩笑的说：“您现在再也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在那一次宴会上，我们相互敬酒，喝的是中国的香槟。我在祝酒时说，希望中国越来越美好。当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你想念美国以及纽约吗？实际上我真的不再想念那些地方。在我心中，美国和纽约都已经不是我所怀念的那样了。在那里，随处可见规模庞大的工业托拉斯，铺天盖地的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这和我心目中的美国生活方式完全格格不入。我需要的不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厦、闪光灯不断的招待会以及觥筹交错的晚宴，而是另一种具有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我想到美国，就会想起它那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为了完全结清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我又不得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要求我把《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交纳所得税，而且计税的年份要从1952年我到欧洲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55年。虽然他们1952年就拒绝我重返美国了，但他们认为我在这期间仍旧是美国居民。我的美国律师说，我没有机会（当然我也不愿意）回到美国去就此事出庭辩护，所以在法律上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已经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对他们的要求，我以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了。但我不想惹麻烦，经过咨询律师，我还是交纳了一些税款，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但也比他们索要的少了许多。
也许，从此以后我和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我们在美国的女用海伦知道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一封内容如下的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写过许多封信给你们，但是，我并没有把它们寄出去。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自你们走后，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感觉心里堵得慌。我受不了他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先生，他们这些过激的行为令我很是不满，但我却无能为力。后来，听说你们真的不回来了，我们含着泪收拾了你们的东西。我真的很伤心，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缓过来呢。我也知道，你们也是迫不得已，但我还是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夫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请您和先生别卖这幢房子。我知道我说的话没多大用处，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留下这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