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年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际，必生饥荒，寇攘为患。……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儆百。今中民以下，举皆缺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状末，苏轼鼓勇对亟欲富国强兵，湔雪国耻，因而坚持“府库不可不盈”的神宗皇帝，进其逆耳忠言曰：
……苟非陛下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苏轼到任后，详研盗案，立即悬赏缉盗，随获随给赏金，因此人人奋力协助官府，供给线索，合力缉捕，颇收一时之效。
依照法律规定，获强盗一人，判死刑者，给赏五十千文；判流以下刑者，给半，即二十五千文。不料近忽有旨，灾伤之岁，都降一等计奖，即降一等，只有半数。如获流刑以下，仅得十二千五百文，告官者和捕盗者，通常有四五个人，假使敌不过强盗，就会被盗所杀，舍弃了生命，幸而胜了，亦已与盗帮结了仇，其难如此，而四五人平分十二千五百钱，要他们用性命来拼，怎么办得到？
苏轼给文彦博信上说：“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
苏轼自从被排出京以来，已经很久不敢公然论政，于忍无可忍之时，只能写下几首“托事以讽”的诗篇，希望引起有力者的注意，婉转达到为民请命的目的。现在则为主持一郡的疆臣，面对老百姓的饥寒疾苦，岂能心无所念？何况牧养生民，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他又何能恝置事外？故一再上书当国的宰相韩绛，三朝元老的侍中文彦博，希望得到救助，心里则还惴惴自惧，函尾说：“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行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
苏轼治事，有他非常机警的特长，为一般能吏所不及，史本传和墓志都记载了他在密州的一个故事。有一帮强盗，秘密准备劫掠，安抚转运使派遣三班使率领悍卒数十人，到密州境内来追捕逃犯，当地政府必然要与之协作，苏轼诗所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是指此。不料这批外来的悍卒，横暴凶残，几又甚于强盗，甚至以禁物设赃，诬陷居民，为居民所斗杀，惊溃为乱。老百姓到太守衙门来奔诉，苏轼投其书于地，不看，说：“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散兵，听到这个消息，心定了，逐渐集合拢来，苏轼这才传集人证事证，使他们不能抵赖，一一招认，他就分别予以明正典刑。
密州滨海多风，又不如江南那样，四处都分布湖沼和沟渎之水，所以常常苦旱。当地人民，相信常山的山神，祷雨最灵。苏轼莅任之明年四月，旱蝗相继为害，他便斋戒蔬食，往东武县南二十里之常山，祷于山神。祷后，果然下了一阵足够的雨。
不料一雨之后，五月复旱，苏轼再祷常山，许下重新庙宇的祈愿。
庙之西南，有一股流泉，折旋如车轮，余流溢于山下。苏轼叫人琢石为阑，构亭泉畔，曰“雩泉亭”。
十月常山庙成，苏轼往祭。回程，与梅户曹在铁沟地方会猎，习射放鹰，豪兴十足，作诗并《江城子》词，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成，写寄鲜于子骏（侁）曰：“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