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改筑石堤的工程，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办水利事务的人，却被转运使派了这个差事，所以赠诗第二首，流露了心里的不平，诗曰：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现代的心理学家说，人在失意的时候，常常会寻求美食，用放纵食欲来补偿心理上的缺憾。赠诗中又一首就说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网鱼，那地方的刀鱼，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鱼的滋味：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苏轼在湖州结识了几个不得志的穷朋友，气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悦。一是进士同年邵迎（茂诚），本不相识，如今方才初见。十五年来，邵氏官仅止于州县，后又穷死无嗣，苏轼为作《邵茂诚诗集叙》者。一是秀才贾收（耘老），乌程人，自此订交，诗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始知世有黄庭坚其人。
孙莘老是庭坚的岳父，取出他的诗文稿来请苏轼鉴评，苏轼读后“耸然惊异”，赞叹不绝。莘老说：“庭坚诗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为之称扬。”
其时，黄庭坚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当教授，未能识面，一个滞留北方，一个徘徊江南，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改元元丰后，苏黄间才有诗书往还，开始文字之交。
苏轼自来杭州，几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辖属各县之间，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体味穷乡僻壤里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内容。他们被政府横征暴敛，被胥吏压迫，被豪强侵凌，种种苦难，口不能言，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饥饿与贫困。一幅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苏轼的眼前。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觉有为民代言的责任，何况亲眼看到人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没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声？然而，苏轼现在是外官，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于是，如其弟苏辙为作墓志铭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画鱼歌》，乃因三吴水乡，吴人惯于杖头钉上长钉，用这钉杖划水取鱼，俗称“画鱼”。苏轼初看觉得非常新鲜，但忽又联想到法网诛求中整个社会的惊惶和混乱，与钉杖搅乱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样可怜。诗曰：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这一年（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
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前一段写水患，后一段写虐政，是一首颜色鲜明的政治社会诗，诗曰：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龚黄”者，指汉朝的龚遂与黄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称，如今“循吏”满朝，而人民更苦，其意盖有讽焉。“河伯妇”用《史记》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意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效河伯妇之投河。
另一篇《鸦种麦行》，则是指述地方豪强之掠夺农民辛勤的成果，体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诗：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五 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