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寄宿在当地的水陆寺里，则曰：“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他就这样辛苦地做他不愿做的差事，只为一饱而已。
其后，他又公差到有盐场十所的盐官县去，天寒地冻里，奔走乡野，夙兴夜寐，疲惫不堪，作诗寄州衙同僚说：“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奔波得一身狼狈，皮袍断裂了缝线，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为何来。
从盐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请苏轼赴湖州视察新筑的堤岸工程。
荆公实施新政，首先调查全国农田水利的情况，制定农田水利条约，以这个条约，作为后来开发农村的指导原则。
为“天下谷仓”之江南地方，当然是开发工作的中心地区，朝廷多次所派专使和监督财政的两浙路转运使，也都特别选任通晓地方情况的农业专家来担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称震泽，跨越现代的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湖水东溢，为浏河、黄埔、吴淞诸水，分注长江。太湖之水，像个大网，网脉向四方流布，泽润沃野，江浙的富饶，赖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的灾害，使这一片肥沃的田原，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讲求对策。名臣范仲淹首创治水的议论，依照传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疏导海口的几个方针，未能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不过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续有各种不同的水利学说发表，其中以苏州人郏亶（正夫，嘉祐进士）的“治田说”，最有力量。
郏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观等社会上的特权分子，用尽方法将沼泽地围起堤墙来，占为私有，称为水田（又称湖田、园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筑堤围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担任排泄湖水的吴淞江，完全失却了功能。
所以郏亶认为传统的治水说，不足以消灭泛滥，要尽水之利，必须以治田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为水利，达到增强生产的效果。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说，极受王安石的赞同，就派他担任办理江南水利的职务，俾便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对于大地主们各为自家田地所挖设的引水道，必须先加整顿，而整顿沟洫，又必先改编私地。郏亶一经着手，立即遭到地主们强力的反对，造成民间极大的骚乱与动荡，连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也反对郏亶的做法。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业，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败了。
郏亶遭遇反对做不下去时，中央派赴江南善后其事者，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沈括。王安石对正为江南水利问题发愁的神宗举荐沈括时说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该地的土地利弊，其为人谨密，决不会轻举妄动。”
神宗沉吟道：“事须慎重计划，不能再有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
沈括实地考察后，制定计划，奏报朝廷许可，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计划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相貌奇丑，曾问学于陈襄，登进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宁初知谏院，因与王安石异议，出知广德军，现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计划，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块重筑，堤高一寻（八尺）有奇，长达百余里。这个堤岸，目的即在防御松江的溢水为患。
其实改造堤岸，仍然只是权宜之计，如遇长期霪雨，真的发起大水来，水位涨过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样。
两浙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湖州实地考察，苏轼之注意江南水利问题，此行是其发端。
苏轼与孙莘老是在京师时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诗，历数湖州的名产，如湖岛上的橘子、顾渚山的紫笋茶、梅溪的带蒂木瓜和吴兴厨子脍鱼的手艺等，要他请客，而曰：“未去先说馋涎垂。”
孙觉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苏轼，轼行酒令，莫谈时事，违令者罚酒一大盏。《赠孙莘老七绝》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不料此事在后来“诗狱”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