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伎之外，达官贵人之家，自设家伎之风甚盛。以致京师中下等的家户，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则爱若拱璧掌珠，待得稍稍长大，就随其资质，教以各种艺业，以备士大夫家采拾娱侍。侍女的名目繁多，有所谓身边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大杂剧人等，就中以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不可用。3
北宋当年，豪门巨室，竞以家伎的声容出众，夸耀于人，而士大夫亦很少能有不耽声色的，甚至如小宋（祁）者，坦然承认读书即为做官，做官即为享乐。
宋庠，仁宗朝为相。某年上元之夜，独坐书斋读《易》，见隔院弟（宋祁）家灯火通明，管弦嘈杂，喧饮直到天亮。他就叫人传语其弟：“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学内吃腌菜煮饭时否？”宋祁笑道：“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腌菜煮饭，是为甚底？”
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贤者不免。
苏轼在杭，为一州的副首长，亦不能没有家伎。他家向来俭约，但只数人而已，而且将她们看成侍卫、副官之类。苏轼惯常向客人介绍道：“有几个搽粉的虞候，出来祗应。”4
熙宁七年（1074），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即扮演这个角色。
宋自开国百年来，天下承平，社会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朝廷重文轻武，士大夫们更是扬眉吐气，一朝通显，立即竞事奢华，度其靡丽的享乐生活，尤其在女色方面，极其放浪，极其沉湎地尽情恣纵。苏轼即曾感叹过，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声色之好的“完人”，他还一个也不曾见过。
譬如高龄八十五岁的词家张先（子野），那么一大把年纪，还要买妾，苏轼作诗戏他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全篇皆用张姓典故，人以为难，但他心里并不认为应该。
苏轼在京，官虽不大，但是文名甚盛，为名公巨卿所推重，自是政治社会里的名流，才望出众的人物。所以自来杭州，凡是中央派驻在杭的官员，都纷纷邀他参与宴会，以有他在座为荣。朝夕饮宴，几无虚日，最先提出抗议的，当然是他的肠胃，苏轼对亲近的朋友诉苦道：“到杭州来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狱。”5
一般通例，士人不得志于仕途时，往往逃入醇酒妇人的圈子里去，麻醉自己，但是苏轼却只乐与朋友群居，“性不昵妇人”6。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条记古之不昵妇人者，以为苏轼之所以如此，“或由勤于人事，或历忧患，亦或由天性”。就他所提出的这三个原因中，到底还是最后这个理由比较接近。苏轼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这种心情，表现在他诗里，如《湖上夜归》，说他酒已喝得半酣，坐在轿子里直打瞌睡，梦中“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如《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他说：“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都说明他这种局外旁观的欣赏态度。
苏轼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早白，自以为已老了，不宜唐突美人。如陈襄邀他去城外寻春，诗说：“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游径山回来，陈襄邀他饮酒介亭，他诗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他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有与少女们尽情厮混的权利，所以邀周邠同游径山，便说：“少年饮红裙，酒尽推不去。……肯将红尘脚，暂着白云履。”
一日，苏轼在西湖船上望见杭州另一通判鲁有开（元翰）在有美堂上做酒会，投诗道：“指点云间数点红，笙歌正拥紫髯翁。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次章却劝他道：“遥知通德凄凉甚，拥髻无言怨未归。”意思是你自有美妾在家里等你回去，你这一大把年纪的髯翁，却在外面与女孩子胡闹。
宴饮太多，苏轼实已非常厌倦，时亦托病逃席，但是喜欢热闹的陈襄不肯放过他，写诗来责备他屡不赴会，苏轼只好勉强举个理由，请他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