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迎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
六 红裙白酒
宋代士大夫间，宴游之风甚盛，筵席间，醇酒之外，还须有歌舞侑酒的妇人。所以政府定下特别的娼伎制度，规定隶身乐籍的伎女，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称为官伎或营伎，她们的义务只应官府征召，工作限于歌舞侑酒，不能以官员为营业对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伎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伎有私，即属违法。如蒋堂知益州，被人检举私官伎而降官；熙宁中，祖无择坐与官伎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弹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