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问话的背后，显然有安石所说的苏轼在幕后操纵司马，反对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内。司马光就趁势对曰：
“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显效。”
光对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神宗说：“苏轼非佳士，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光凛然对曰：“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神宗果然“独断”不悟，“专任”安石如故。熙宁四年九月，司马光罢知永兴军。
是年，诏开贤良方正制科，范镇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文仲策言九千余字，力论新法不当。宋敏求定为异等，安石大怒，持请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镇不服，疏争：“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疏上不报。
于是范镇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求致仕。略曰：
……臣论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反为之罢舍人，逐台谏；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不用苏轼则掎摭其过，不悦孔文仲则遣之还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续复极言青苗之害，指责王安石以个人的喜怒定国家的刑责，结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安石大怒，执着这份疏状，气得手都发抖，就亲自草制，诋斥范镇，命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应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镇谢表说：
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中和之福。这话，完全针对王安石而发，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范镇致仕，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愀然不乐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25
范镇自此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杜门谢客，以防政治迫害，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马光在永兴军，随又乞判西京留台，屡请不报，最后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以秀州军事判官召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以为如何？”定曰：“人民称便，皆大欢喜。”常说：“举朝方共争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见安石，告知此事，并说：“定但知据实说话，不知京师乃不许说。”
安石闻言大喜，将他引见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谏院，宰相说：“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权监察御史里行，陈襄奏弹不得，宋敏求以其资格不合，封还词头，翌日自行辞职。依次轮值李大临、苏颂，相继封还，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换到第七个人，才得通过，而宋、李、苏三人，坐“累格诏命”的罪名，同时落职。马永卿《元城语录》载：“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公论之不为屈如是，齐太史崔杼弑君，杀三人而执笔如初，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