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恕将行，苏轼作《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因为刘是史学家，遂牵连想起一辈历史人物，借来发泄心里的悲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以孔融、汲黯比刘恕，以曹操、张汤比安石，而十分称赏道原那种知识分子所仅有的劲气，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说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过引人发笑而已，故诗曰：“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
十 惘惘出都
苏轼幸已逃过谢景温诬告这一关，出为杭州通判。离京在即，回首从政以来，忽已十年，当初一心以为参加了匡时济世的大事业，不料自少至长，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运这样东西，挡在前面，引领人懵懂前行吗？尽管有人不肯承认它，以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经验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很脆弱，常被命运所捉弄。
苏轼未第制科以前，声名先已上达九重，初次诣阙陛见，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为知制诰那样的御前重职，宰相韩琦提到“馆职必先试而后用”的规例，英宗还说：“不知能与不能，才要考试。如轼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达到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异数。然而，谁能想到英宗会那么短命，还来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个对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喜欢苏轼的文章，初次召见，听了他那明快的议论，认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为修注官。无奈格于王安石的反对，以后又屡在御前谤毁他不是个纯正的学者，终以谢景温的诬告，逼得苏轼只好自请外放。
士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挈带一家大小——继室闰之夫人、发妻所生现已十三岁的长子苏迈、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陈州去谒候张方平，与在陈州做学官的弟弟苏辙晤聚。
船中无事，做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一首说：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刚从政治罗网里脱逃出来的苏轼，一出都城，便觉天地辽阔，心想另求一个安身之地，应该不难，实在觉得没有违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陈州城北有个柳湖，是当地的一大名胜。湖边古柳万株，树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龙蟠屈，苏辙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苏辙诗鄙薄柳花的浮浪而爱松性的坚实，这见解很合乎他的个性。但是老兄以为不然，和诗说：“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荫与子供朝昏。”这样的好友，为何要讥评它？何况宇宙万物，四时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压在雪底，即使“抱冻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无法表显于世，还有谁来赞扬它呢？苏轼今日自有这个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万不能被埋没。
苏轼在陈州弟家，盘桓了七十多天。张方平因反对新法，于熙宁三年正月出判应天府而至陈州，哪知陈州的监司官，现在也都换了一班新进的后生，趋时兴利，道不相谋，方平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请以南京留台名义告了老。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说：“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
在陈州初遇张耒。耒字文潜，淮阴人，其时方从苏辙问学，所以起初别人都说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诗，学白乐天，务为自然平淡，尤精绝句，如《偶题》云：“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苏轼称之曰：“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至元祐中，苏轼在翰林，荐耒出任馆职，始为东坡门下四学士之一。
九月间，兄弟相偕同往颍州，晋谒致仕后闲居里第的欧阳老师。
欧阳修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但于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濮议”中，被吕诲、彭思永攻击得灰头土脸。平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但被门生蒋之奇造作“帷薄不修”29的蜚语，连遭污蔑，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后，就接二连三以体弱多病为辞，自请退休。到调知蔡州时，更是决心求去，门人蔡承禧劝他道：“公德望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规定告老的年纪），岂容遽去？”欧阳修叹道：“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摹殆尽。惟有速退以全节，岂能更待驱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