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间的风气，败坏到这个地步，也是苏轼所意想不到的现实。欧阳修一生更历忧患，精力早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两耳重听，本来是深度的近视眼，这时候，几已接近失明了，仅辨黑白而已。最严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时发时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胫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维艰，更形衰老。
苏轼认为欧阳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之所以坏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忧劳过度之故，只看自己还只三十六岁，头上已生白发，忧劳伤身，真不值得。《颍州初别子由诗》说：“……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唐诗以抒写感情为主，几已写尽人类情绪上各种隐微曲折的变化，穷极工致，后人很难在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发达，宋人就以锻炼文章的方法，用之为“知性之诗”，别辟途径，与唐诗争胜。所以，中国诗史中，咏物诗为宋人的特色。
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咏物诗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这次却出个难题给苏轼，要他为所珍藏的石屏风赋一首诗，于是便有《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物，本是“死”的东西，要将它写“活”，实在不大容易。苏轼早年在凤翔时，写过一首《石鼓歌》，将历代文字流变间的人物，一一引进诗中，便将活泼泼的生命赋予了死的石鼓，后世评者认为胜于韩愈的旧作。
石屏风这个题材，更是平凡，不过石上有纹，颇似松影而已。苏轼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出两个画松的古人，因这两个画家生前不遇，想象这块石上的松影，定是这毕、韦二人，含愤地下的精气，沦入石中所形成的画面。经此点染，便在这本是“块然一物”的石屏风里，添入了画师的灵魂，写成一篇非常生动的好诗。难怪欧阳为之大乐。
欧阳修虽然须发尽白，满身疾病，但据苏轼说，气色甚好，谈锋还是很健。苏轼劝老师道：“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那些当权的人，只有辛苦，哪里能如老师这样自由自在的快活，这是安慰老人的话，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欧阳便在颍州谢世。
兄弟俩在颍州欧阳家住了二十天后，于此分手，在苏轼的感觉中，认为相较以前三次分别，此次滋味特别酸冷。
兄弟两人，虽然一样的不得意，但是苏辙走得早，毛羽未伤，所以苏轼称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苏轼自嗟临事如病热狂，不能节制进退，现在则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摔了一个大跟头，幸而没有受伤，倒也吓醒了迷梦。《颍州初别子由》诗里，写尽只有兄弟二人自己才能体会的人生失意的哀伤。
苏轼自颍入淮，再过泗州时，记得五年前扶丧回蜀，在此遇到逆风，三日不能开航，船上人劝他向僧伽灵塔祷告，果有应验。苏轼认为只是“巧合”，大公无私的神明，何分厚薄，而做祷告的人，都只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农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却要天晴，去舟要顺风，来船便将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祷告得称心如意，这神明岂不太难做了。
这次情形不同当年，万一再遭逆风，苏轼决定不再求神，怅然道：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行至龟山（今江苏盱眙），诗曰：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苏轼从中国西南的边城眉山出来，而今将往东南的海滨，已经走尽了半个中国的一条直径，如此奔波劳碌，真还不知所为何来。
在泗州与一旧识的庵僧重逢，别来不过五年，但却发现他的头上也有白发了。时间是造物主之极大的公平，无分贵贱，无分劳逸，到时候都将同样老去，奔走道路的劳人和闲卧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样，则又何苦如此“徒劳”。
苏轼离京时，还是秋暑难当的七月，一路盘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几已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