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又有《字说》二十四卷之作，笑话更多。
《字说》成书于元丰年间，但他构思历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安石解释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强为解人。殊不知中国的字体，经历篆隶等等多少时代的变易，但凭东汉以后所存，以偏旁类次的字形，望形生义，从而取解，就不免笑话百出了。一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19而好谐谑的刘攽则更当面戏弄王安石道：“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权发遣者，宋时公文用语，小官骤得高缺，资历浅不能正式任命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20
据传，安石曾问苏轼“鸠何以从九”，轼开他玩笑道：“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
安石说：“波者，水之皮。”苏轼听了，笑道：“滑者，水之骨。”21
又一则说，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安石说：“以西在方域主杀伐。”接着说了一大篇理由。其时另一人说：“霸从雨，不从西也。”安石又随口答道：“为时雨之化耳。”其无定论而好强辩也如此。
所以，《东坡志林》有一则记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辍筋而问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轼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贡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据说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横议国是，欺他缺乏行政经验，故意坑他。这话不是没有因由，宋人矜重馆职，任馆职者，为国家所储养的英才，为未来公卿贤相的后备人选，惯例是“优予廪禄，不责以吏事”。苏轼本官“直史馆”，且是馆职中的高等，而现在却将繁杂无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务，套在他的头上，欲以困之，事实显然。
虽然苏轼并不在乎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处，决定苏轼终神宗之世，流转在地方官的命运里，不能出头。至于能力，他自有足够的聪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
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主办单位调查了市价报上去后，续有诏令“减价收购”，于是开封府就将市上浙灯，全部“拘收”，禁止私买。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谣言，士人间传说科场要改期，商人说京城将榷酒，吏忧减俸，兵忧减廪，朝廷并无其事而谣诼繁兴，可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所以要请皇上凡遇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的开支，应饬有司务从俭约。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既蒙皇帝殿前温谕，又闻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阙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为朕深思治乱”这句琅琅玉音，整日盘旋在胸臆间，不能一时或释。自从服满还朝，适逢王安石推行新政，这短短的两年间，政局扰攘，人事剧变，不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厉风行的新政，又尽是峻刻的剥削和聚敛，谁都可以预见生民即将遭逢空前的苦难。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西蜀王小波、李顺叛乱的阴影，时时从尘封的记忆中袭上心头，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