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为气愤，以为朝廷今年殿试，专考策论，目的本在咨访治道，而结果则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而叶祖洽尤其荒谬，诋祖宗以媚时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风化？退而自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题，进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
他以拟作的策论，极言时政。一曰：“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二曰：“事有决不可欺者，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之者。”最后，他提出郑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
苏轼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形容当前的情况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境，他说：“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
疏上，神宗仍是取这状文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13
苏轼亦自知位微言轻，不足挽救危机，再去求见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来，救国救民。殊不知安石请置条例司，更张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现在虽已悔恨，也不能说话了，所以御史们每到中书论事，他都俯首无言。苏轼对他满腔热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话：“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14
在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馆阁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旧例，同舍在饯行席上，通行分韵赋诗为别。苏轼满腹牢骚，无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诗上发泄他的苦闷。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时为馆阁校勘。他与安石，本是旧友，而性好谐谑，居常要开安石玩笑，安石对他早已心有芥蒂。
安石当政，骤行新法，贡父反对青苗，贻书劝止，书中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他又说，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作诗曰：“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殊不知凡此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州狱，以该州妇人阿云伤夫一案，照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处，请从减论。安石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安石主以许遵为是，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而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也认为许遵的原判不当，参政唐介与王安石数于帝前争论，相持不下。
至安石参政，催促结案，于是吕公著、韩维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谳，而大理官齐、王、蔡等，都因该案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今江西鄱阳）。
在当时盛行威胁利诱的政风之下，刚强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经罕见，苏轼推重蔡冠卿的风骨，则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