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以罢黜，不可使执政侵犯它的职权。今又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
惠卿语塞，就掉转头来对司马光做人身攻击，声色俱厉，纷訾不已。皇上说：“相与论是非，何必如此。”
既罢讲，司马光气貌温粹，而吕惠卿则怒气冲天，过了许久，还说不出话来。
旁观者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着。”
当时反对新政的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都很器重苏轼的才华和人品，也都欣赏他的议论，鞭辟入里。盖因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人类后天的浇薄，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备，故上皇帝书曰：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他在新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上，加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愿闻，也与神宗的愿望南辕而北辙。
新政的重点，在于富国，是要以政治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充裕府库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变本加厉，唯利是图，使青苗法变成强派的“必借之债”，免役法使贫民不免于追逋，保甲法使农民不得安于畎亩，市易法成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为“聚敛”，甚至不惜严刑以求利，斫丧国本，为害甚烈。苏轼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安石推行新政，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推移，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赏来推动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乐赏，就不择手段以更重的严刑酷罚，来压迫小民，贯彻法令。安石这样的做法，使他倾于法家的唯法主义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穷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苏轼对法家的攻击，更是激烈，他说：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服膺儒学的苏轼，自少反对法家，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其端，后作《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苏轼坚决反对新法，针对时事，特别攻击“聚敛”和“法家”两端，在当日保守派的议论中，确实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语言文字，又那么愤激，含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量，足以风动四方，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馆阁清流间不良舆论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怀疑是苏轼鼓动起来的。
安石对三苏的为学，本来存有甚深的偏见，认为苏氏所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霸术，正是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敌人，所以一提到苏氏，总认为他们都是“纵横策士之流亚”，表示不屑的态度。
当苏辙辞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时，神宗有意用苏轼来接替这个位置，以此就商于安石：“苏轼如何？观兄弟俩的学问，颇相类似，可使代辙否？”
安石对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
神宗问：“如此则正宜配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轼兄弟学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闻声口。
不久，神宗对司马光说：“谏官难得，卿为朕择其人。”司马光退而举苏轼、王元规、赵彦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对道：“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马之荐。
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七 新政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