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问曾公亮该如何安置苏辙。曾对曰：“可堂除差遣。”11帝从之，诏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实施新政的最高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现在已由诡诈善辩的吕惠卿当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拟，安石说个纲要，都由曾布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其他如辩驳反对派的议论，解析法理以坚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论家。
在吕、曾二人的翊赞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于短短的两三年间，相继兴作，令行天下。
王安石新政后面，不能说没有高远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富足的社会；如保甲制度，为想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如兴学校、改科举，为要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时期，“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有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12。这说法固然有点偏颇，但是后来事情证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六 党争的发端
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将举行郊祀，执政以河朔伤旱，国用不足，乞请南郊勿赠金帛。帝召学士会商，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常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则以为：“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是由于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之故，徒节用为无益。”
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武帝之不明耳。”
这次御前会议的争论，是这两个时代巨人观念对立，第一次发生的直接冲突。
王安石抱有极大的理想，要富国强兵，以救国家贫弱，所以认为区区节用，无济于事，而司马光则是实事求是的稳健分子，认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节用以积余财，培养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与司马光，品德学问，都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同负社会重望，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又完全不同。荆公是经学家，著作有《三经新义》，他是个高调子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诵述尧舜，执持周礼，他所要实施的新法，都从古制中传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于《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于《周官》；保甲之制，起于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则如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他认为宋代开国百年，至今贫弱已甚，但幸天下无事，正宜及时讲求正道，本诸先王之意，变更法度，为富国强兵之计。
而司马光则是史学家，所以编纂《资治通鉴》，他是个标准的经验主义者，以为生今之世，时与古异，三代的古制，极不适用于今日。所以他主张有选择地承袭近代汉唐相治的法制，仍须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应用。
温公认为仁义是治国之本，有为之政，往往背义而言利，利国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认为治道“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而已”。
这两个政治思想绝对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锐的对立。宋代实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质上就含有政党政治的特性，于是王荆公成了革新派的领袖，司马光做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从地缘关系来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精神，而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稳健和保守的传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执政，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甚不以为然。一日，光侍讲席，讲述曹参代萧何的史事，从而论及变法，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起而辩驳，两人竟在御前争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