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人不能借“留像人间”而致不朽，但在后世的我们，诵其言，景其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风采与仪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还是需要留像的。
五
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1979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家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叠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飘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寄存他人的地方，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的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风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志谢。
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1981年4月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
父亲的《苏传》是一本忧患之书，一场冤狱使他的生命进入苏东坡的内心世界，《苏传》由是诞生。
入狱之初，父亲即嘱咐我送些书进去。“诗言志”，当然是送几本诗集。我把他桌上的《玉溪生诗》送进去。但是李商隐的诗并不适合他当时的生命情境。他要一部苏东坡诗。当时，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施（元之）注苏诗》，我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抄录了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名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他没有回应。
父亲对文字有特殊的敏感，文字可以疗伤止痛。我喜欢为他找书，送书。在那时候，书籍是生命，书籍可以使他自由。
未几，再要我送《东坡事类》。《事类》，清梁廷楠辑，共四册，艺文印书馆版。如此，他已经有五册书。狱方规定，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书，苏轼的研究便是从这五本书开始的。
大约一年左右，他在报上发表了《怕太太的故事》（1968），用陈季常（即方山子）“河东狮吼”的典故，说怕太太的人很多，为何独有季常背负惧内之名？为他抱不平。文章轻快幽默，似乎和他的处境不太相称。后来接着写了《苏东坡在黄州》一文，这是后来《苏传》中的第六章，即“黄州五年”的原型。
苏轼和陈慥重逢在黄州，此时，季常已经是一个从“园宅壮丽”到“环堵萧然”的隐士，而苏本人也是风烈事业归于梦幻的时候。父亲的《苏传》便是从这里开始写起。苏轼谪黄时四十四岁，父亲遭人诬陷也在四十二三岁，都是壮年折翼。而后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他们：东坡远谪海外，而父亲终于入狱。他有一种神秘感，他们的命运如此相似。他甚至注意到苏轼的八字。
文章发表后他在狱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感谢当时的典狱长周震欧先生的关爱，让他在图书馆工作，这样他读书可以不受限制了，有更多时间可作研究。我们还买到林语堂的Thegaygenius（即现正风行的《苏东坡传》的英文原本）给他参考。他仔细读完此书，觉得林著不够严谨，不符史实的地方颇多。这本书没有触及苏轼内心深处，并说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个观点和后来张之淦教授的“质正”不谋而合。因为他读东坡的入手处不与人同，父亲有他自己心中的东坡。他的东坡要比这个大得多，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东坡，是“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的东坡，是“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