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地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三
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是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的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遗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资料，自然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延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麈前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闻见前后录》，一个主王（安石），一个主苏（轼），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有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的腔调，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